瞿秋白在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

作 者:
叶楠 

作者简介:
叶楠,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叶楠(1935-),男,江苏吴江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著有《瞿秋白评传》,撰著及论文多次获省、市社科奖。

原文出处: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瞿秋白对马列文论“中国化”起到奠基、承上启下作用。他的文艺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共同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漫长的进程中,瞿秋白文论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先进文化思想有一定关联。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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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04(2007)03-0044-0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讲推动这个进程的伟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的开拓者还有谁?对马列文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介环节”过去论述不够,本文就这个“中介环节”——瞿秋白文艺理论的历史地位做些论证。

      谁较早实践马列文论“中国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何时、何人。比较多的学者是这样说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达。但是,在同年5月4日,陈伯达的《我们关于现代文化运动的意见》文章,已提到中国新的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化的”。关于“中国化”的说法,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里采用,并扩大为对待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那么,马列文论“中国化”是否陈伯达首创呢?威利指出,这个口号(按:指“中国化”)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却不是陈伯达,而是瞿秋白的。1938年时,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及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陈伯达。

      “中国化”即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出发。这样观点瞿秋白早就有了。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讲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1] 311这比之1938年10月其它类似的表述早十一年,比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相似的表达也早了三年左右。

      尤为可贵的是,上世纪20年代,瞿秋白已初步传播马列主义文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一)辩证唯物论的宣传。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了唯物史观,瞿秋白讲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列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异,它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瞿秋白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二)倡导文艺要群众化,作品的言语是“听来流利”的平民言语,内容是大众的生活。30年代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可追溯于此。(三)文艺起源于劳动,“是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他认为“原人时代的歌唱、跳舞、绘画等,无不与当时生产方法有确切的关系”,“艺术能舒畅无产阶级刻苦斗争的精神”。[2] 583、585(四)突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文化”,从“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表明文学与革命关系紧密。说“文学上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的映影”,这是讲文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源欧洲,最早是“俄国化”,瞿秋白精通俄语,学生时代就翻译俄罗斯作品,1920年冬,他就赴苏俄考察,有两年之久,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主要是从“俄国化”的马列文论演变而来的。他是最早实践马列文论“中国化”先行者之一。当然,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言,毛泽东所提的“中国化”影响最大。

      瞿秋白是马列文论“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重要奠基者。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非只是瞿秋白一人,还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但他们的翻译或论文还不够系统、完整。另外,鲁迅等也由日文转译了一些马、恩文论,跟直接从德文、俄文译编的相比,某些地方尚不甚精确。瞿秋白从俄文直接译编马、恩、列文论,数量多,结合中国普洛文学实际,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他是党早期的先进文化杰出代表,是马列文论“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马列文论“中国化”初期阶段他的主要贡献是:

      (一)编译马列经典作家的文论。一类是直接翻译,如,《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等。另一类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普列汉诺夫是马、恩文论与列宁文论的“中介环节”,列宁及高尔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斯大林的文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俄国化”的成果,这些在第一个工农兵掌权国家的马列文论更接近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瞿秋白以他是联共(布)党成员,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掌握了鲁迅、沈雁冰等难以获得资料,翻译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文论著作。

      再一类是瞿秋白撰写的一组评论,如,《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等。在这些论文以及前面提到的评价恩格斯等的文论中,瞿秋白精确评论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又加以“中国化”,结合中国革命文艺指出或强调具有的指导意义的文艺观点,比如,文学典型应是“典型化的个性”与“个性化的典型”统一;现实主义并非纯“写实”,而是“否定旧的‘真实’”等等。这些对于当时革命文学中出现的标语口号现象,忽视典型的塑造,片面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以及“左”的文艺机械论是有明显针对性的。瞿秋白自己就说:“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3] 226这只有既熟悉马列文论、苏俄文艺规律,又总览中国文艺界状况的人,才写得出。当时党内、文艺界难以找到。所以,鲁迅编《海上述林》中说,瞿秋白译著“足以益人,足以传世”。[4]

      (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任务,诸如文艺的党性、战斗性、大众化等等。针对当时有的文艺家崇尚“为艺术而艺术”、“自由主义文学”,瞿秋白发表《非政治主义》等阐述文艺是现实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具有阶级性。从《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释》中讲到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出发,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超阶级文艺,明确革命文学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头应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既对于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受“左”影响的作家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有明辨是非的作用。更从理论上揭穿“六一社”的潘公展、朱应鹏等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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