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1)12-0118-08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论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传承发展；既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体现汉语写作的明显优势与鲜明特色，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论的核心及高潮是“言意之辨”命题及言意关系问题探讨，由此产生“立言不朽”“无言之美”“大辩若讷”“得意忘言”“立象以尽意”“言尽意”“言不尽意”“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言意论的线索及脉络，既进一步推进言意关系研究的深化拓展，又不断推动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分离及自觉，影响“文的自觉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奠定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条件。以“言意之辨”为核心而扩展到“文以足言”之言与文关系、“得意忘言”之言与意关系、“以意逆志”之言与释关系、“立象以尽意”之言与象关系、“文言”与“白话”之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关系、“文笔之争”之言与体关系、“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关系等命题，关涉言意、言文、文笔、道器、虚实、有无、雅俗、浓淡、显隐等关系性概念及艺术辩证法规则，涵盖言者、受者、评者、论者及语言、言语、话语、语符、语境、语用、语义、语体、语文等构成的话语交流系统，形成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特色与传统，发展至今对于建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仍然具有启迪与借鉴的现实意义。 “言意之辨”及言意论是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重要命题，也是关涉语言、言语、话语之结构系统与构成体系的文学语言性质特征的重要问题。言意关系不仅局限于语言文字符号的言与意关系，即语符与语义、能指与所指关系，而且也深化拓展到言者之言与意关系、文之言与意关系、言之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关系、意之言者之意与受者之意关系等错综复杂关系，以及“无言”“不言”“忘言”“玄言”等概念及命题。然“言意之辨”毕竟为言意关系讨论的核心所在，以“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相对而立的两种基本观点为线索，大体呈现言意关系探讨大致脉络，凸显文学语言不同于实用语言的话语蕴藉特性特征，形成中国古代文学言意论的特色与传统，奠定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与条件。 一、先秦言意论奠定“言意之辨”的思想基础 先秦元典及诸子学说对于言意关系尽管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但可大体概括为“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两种基本观点，实质上揭示出语言文字的实用性与非实用性、工具性与目的性、方法论与本体论以及实用性语言与文学性语言的关系及对立统一性规则。两种观点异流同源、殊途同归，为先秦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的文字、文章、典籍的发生兴盛及诸子著书立说、百家争鸣盛况的呈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轴心时代辉煌历程的重要体现。 先秦“立言”说开启言意论探讨端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p1979)“立言”之所以“不废”“不朽”既可指“言”之所“立”而形成的学说、学派、学问之“不朽”，亦可指言之为文，以文字、文章、典籍文献记载而“不朽”。由此可知，无论“言尽意”说还是“言不尽意”说都必须借助“言”之文而不仅表意、明意、达意，而且以文之记载、承载、保存、传承方式而致“不朽”。至于所“言”能否“尽意”，实际上既关系到语言的表达及运用问题(即关系到语境、语用、语体、语义等问题)，又关系到言者的语言观及言意论之思想观念及认知方式问题。如此说来，并非仅“言尽意”者而“立言”之“不朽”，而且“言不尽意”者实质上也需“立言”而“不朽”。如果说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的话，那么先秦可谓是“言的自觉时代”，从其“立言”为文而“不朽”意义言，也可谓“文的自觉时代”的先声。因此，关键在于“言”如何“立”，“意”如何“尽”，“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如何揭示语言蕴藉之学说的思想意义。 其一，“言尽意”之儒家思想言意论探溯。儒家思想不仅在于作为诸子百家之孔孟儒家之学说，而且在于以儒家思想解说阐释《春秋》之《左传》，《易经》之《易传》以及《周礼》《仪礼》《礼记》等先秦元典之学说。儒家以“儒”命名，其含义除指称儒家、儒学、儒生外，从文字构词看，乃为人之需为儒，基于“仁者爱人”之“人文”之理而建立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耻之伦理道德教化之“人学”，强调其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性功能作用。基于此，儒家语言观及言意论立足于语言的实用性及实用语言角度而强调“言尽意”说。《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2466)“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p2506)“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p2510)“子曰：‘辞达而已矣。’”[1](p2519)孟子曰：“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1](p2686)侧重从否定性角度强调言之意可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1](p2778)侧重从语言实用功能角度强调言尽意及言意统一的一面。此外，还有言如其人之论，《周易·系辞下》：“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1](p91)亦有言之情长之论，《礼记·乐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p1545)先秦儒家所执“言尽意”说形成言意论传统，至晋欧阳建《言尽意论》得以进一步传承弘扬。“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锺、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2](p685-686)至宋欧阳修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意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屈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3](p253)由此形成自先秦伊始而历代传承弘扬的“言尽意”说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