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兴起于青年爱国学生运动，集中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五四”运动又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虽兴起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它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却决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2卷5期）所能代表的。 尽管当时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起过积极的作用。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确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只是他的所谓“八不主义”的改良主张，主要还是侧重于文学形式的“改良”，即“文学工具上的改良”，而绝少触及内容，他自己就明言，并“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逼上梁山》）。早在1918年，鲁迅就敏感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在致钱玄同的《渡河与引路》一信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倘若思想照旧”，即使用白话文写作，“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集外集》） 真正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1917年2 月《新青年》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他所提出的三大主义，明确地要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国民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些口号和主张，虽还稍嫌笼统和空泛；对旧文学，也还存在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五四”运动中的一般缺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要求文学应从封建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民众所享有。其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他明确宣称：“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意即要革新封建文学作为“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工具。因而，这篇《文学革命论》，的确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民主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驱者们的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也更加表现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鲜明倾向。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公开提出，只“用白话文作的文章”，“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却仍保留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并不是新文学。而所谓“新文学”，应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要具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此文有的些提法虽不很确切，却同只借用白话文的形式改良而不涉及思想启蒙的胡适之流划清了界限。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文学革命”与“新文学”思想启蒙宗旨的阐发，实可称之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战斗宣言和战斗纲领，立即受到了当时“五四”新文学代表者们的响应与实践。鲁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曾直言不讳，自豪地宣称：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同上书）鲁迅非常了解艺术应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还是将创作实践与审美理想自觉地服务于“文学革命”的启蒙。当然，他又并不因此而降低艺术的审美追求。他发表在《新青年》上，成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振聋发聩的丰碑式的杰作《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也同样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并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又曾明白地说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很好的概括，它不只是鲁迅的主张和实践，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一大流派——文学研究会所积极倡导。茅盾当时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文学应当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文学研究会宣言》还明确宣告，它既反对封建主义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也反对只追求“纯艺术”的文学。不过，在“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虽是有影响的思潮，却不是唯一的思潮，而是与“为艺术”的浪漫派、唯美派思潮分庭抗礼，各呈异彩。正如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所指出的：“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二三百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二十来年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与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地消失。”（《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创造社”，就有先后期主张的差异；“新月派”也有后期的分化和发展。不过，也应当承认，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以至新月派的唯美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也无论是茅盾、叶圣陶的写实小说，许地山、王统照的问题小说，还是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自由体新诗，郁达夫的“自叙体”的抒情小说，闻一多的力求表现“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格律诗，徐志摩的抒发性灵的“咏叹调”……它们或者与文学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远离文学革命，以至与文学革命相对立，但它们却都是同一历史环境里的产物，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方面，对反对旧文学，确立新文学，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于是，所谓现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它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蔚然成风，为各种报刊所采用。革命文学运动，终以其不可阻挡的声势，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今年已是“五四”运动的八十周年，而以《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却已有了八十多年的发展。这八十多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代代作家活跃在文坛上，实是很少有未接受“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而能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所成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翼。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也同样是唤起人民的觉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