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1)05-0039-04 “艺术创作的动力，是艺术家未获满足的愿望”；[1]“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重要的动力”；[2]“文学是人学，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3]的确，人们的“愿望”“感情”和“情绪”，是文艺创作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量，而驾驭这种“内驱力”的最微妙的因素，则源于特定的创作心理。基于这种认识，通过文艺创作心理变迁的轨迹来考察和认识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创作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无疑是很有意味和益处的工作。 尽管唐人的创作活动也有创作心理“超前”的冲动和“滞后”的反映，但就总体趋向而言，唐代创作的繁荣程度同李唐王朝政治的兴衰循着大致相同的轨迹演进。因此，沿着历史的脉络领悟、品味和感发，有利于我们考察和研究的整体观照。这正好切合刘勰总结的思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论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4] （一） 初唐文坛的上官体与“文章四友”和“初唐四杰”与陈子昴，是形式与内容分明对举的流派。他们的创作倾向十分鲜明地反映出宫廷文仕和庶族文人不同的创作心理。前人对“上官体”和“文章四友”多有微词，其实，他们反映的也是文学活动的一种必然规律。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休生养息的为政之措，上层统治者安邦、和政、乐民的心理很突出，也需要歌舞升平的文化为其渲染。唐太宗算得上是封建民主的模范了，但他的政治需求和心理需求仍然制约着上层社会的审美取向。虞世南的《咏蝉》别有兴寄：“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本意要表明自己声誉源于学识品位的深厚，而不是借助地位和权势。唐太宗在虞死后却一再叹息：“今其云亡，石渠东观无复人矣！”[5]这种仆疏主亲的微妙心理，真切反映了宫廷文仕无法摆脱的创作心理桎梏。上官仪等人的诗十之八九为奉和应诏之作，在“高处不胜寒”的宫廷政治氛围中，希望产生独抒胸臆甚至讽刺批判政治的作品，这是很不现实的。 正是由于此种缘由，宫体诗人在创作中只好偏重对诗歌形式美的发掘和创造，才能体现自身创作的价值。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讲求联句的整体意象配置；[6]紧步“文章四友”的沈佺期和宋之问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5]的定格。这些贡献为唐诗的繁荣从形式上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四杰既没有赶上唐朝初建的兵戍战功，又没有享受到科举大开、仕入高路的机遇，他们叹息歧路宦游的酸辛，仰慕边塞战功的威仪。因此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和怅然。他们时而以《古风》笔意书写时事，以酣畅的笔调借古讽今，时而以儿女情长的笔意叙写人生的无奈和宽慰，书写了不少风骨清逸的诗篇。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曾进士及第，深得武则天的赞赏，却终因指陈政事不避权贵而广招宦族憎恨，弃职出乡后也没有逃脱武三思的陷害。同样的遭际和心境，使四杰和陈子昂在创作上选择了自我情感切入的角度。他们的苦闷、惆怅与愁愤，终于托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伟大的孤独感和豪侠气慨。[7] 归纳唐初宫体诗风和四杰的创作，后人也不难发现，在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方面二者仍有着异曲同工的默契。以杜审言为代表的“文章四友”继承宫体诗对形式美的追求，使五言律诗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6]律诗在四杰的创作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使他们“在促成律诗的成长和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8]这种融合与升华，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这位颇有改革气度和容纳胸怀的盛世之主深知安定繁荣的可贵，通过行政、财政、军事诸方面的改革，把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推到顶峰。前朝兴起的文词取士演变为“以诗赋取士”，诗歌创作热情高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和科举广开，社会文化气息日益浓厚，涌现出大批才情天赋极高的诗人。[6] 盛唐时期的读书人，或通过科举达庙堂之高，或受挫自醒处江湖之远，大多均能敞开心扉抒写率性真挚的感发。王维亦官亦隐，大半静逸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天然情怀之中，孟浩然终身不仕，沉静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自得之趣。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拥有“随意芬芳歇，王孙可自留”的生活空间，能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自由。如此平静地观照历史和现实，如此悠然地亲近人文与自然，这实在是时代的恩赐。如果说“百家争鸣”的战国，是由于割据势力图谋争雄、广纳人才导致的理性的张扬，那么大唐帝国威仪下绽露的“盛唐气象”带来的却是一种情感的自由渲泻。 与王孟山水诗派比肩而来的边塞诗人，在绵延久远的戍边题材中张扬了另一种旁若无人般的情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还？”深邃无比的空间感中，隐涵着的对历史与现实毫无顾忌的评判；“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别开生面的佳句奇境中，游动着的同样是个性心灵的自由徜徉。 这种创作心理的放松与张扬在李白的诗作中表现到了极致。这位天才诗人与生俱来的自信、自负和狂傲洒脱，信运地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空间，终于使他用自己的创作达到了豪放气度和浪漫主义的极顶——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世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样的人格自信，这样的身心自在，这样的性灵自由，何世曾拥有，何人不歆羡！这种创作心理放松的程度，其实正是时代与政治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李白的大幸，也是中国历史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