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130－11 一、文学教育与两种文学理论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一直以它全方位同步捕捉社会思潮变化的敏感迅捷，以及尽力跟上西方形而上学沉思进展的思辨能力，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所处的位置非常醒目而又十分优雅，给世人的印象则既紧贴现实又深奥高远。然而，一旦“面向事实本身”，从文学理论为人们提供的抽象思维的天空回到它赖以生存的地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朴素的体制化事实：文学理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离不开文学教育。 在古今中外的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都是始自发蒙，并与教育对象终身相伴的。因为它上可以“动天地，感鬼神”，下可以“经夫妇，厚人伦”；[1](P63)个人品性的熏陶、民族魂魄的凝练，恰如主线，统帅全程。而文学教育的实施，素来有普及与提高、民间与学校之分，后者的“档次”通常被认为要高一些，尤其是高校的文学教育，一直就是全社会文学教育中的“精品课程”。实际效果也是如此：即便那些已经站在时代思想制高点上的学术大师，也会对自己大学时代所受到的文学教育念念不忘。比如西南联大出身的张世英对闻一多授课情景的回忆、[2](P3)许国璋对钱锺书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审美享受的追慕，[3](P852)等等之类，不一而足。而高校文学理论课程，则是文学教育的导航仪，全社会的关注度之高、影响之大，在人文学科的课程中，少有出其右者，至今仍具有全民文学教育中理论走向的风向标与大本营的指标意义，堪称“精品课程中的精品”。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点，着眼于文学“怎么样”，从文学出发看待文学，极为重视文学的怡情悦性、人伦养成、和谐社会等功能；西方则更注重文学“是什么”，多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待文学，注重运用科学认知的各种方式，对文学进行各种学科视角的解剖。时下，西方后现代思潮的认知方式已经发生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给我国高校文学理论课程带来的，就是文学教育中承袭西学而来的理论基点——探求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正处于被解构、被颠覆的境地。 建国以后，随着苏联教育体制和课程体系的全面引入，文学理论作为基础学科和专业课程，不仅正式建立，更被赋予高校乃至全社会文学教育领头羊的使命。从设置的初衷来讲，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实际效果未必令人满意。最近就有学者公开表态：“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是消灭理想读者的教育”。[4](P96)这里的“理想读者”，其核心内涵，应该是指注重文学对人心的影响、对精神的养护、对审美境界的追求，要义在于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而大学现有的文学课程、尤其是文学理论课程，刻意追问文学是什么，很难避免不把文学当文学看待的结局。① 只是，从文学接受角度来看，如果拘泥于把文学当作文学，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眼光集中于文学的感性层面、审美层面……而在这方面，仅从古人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出很多的精辟表述，比如：文学不过就是“人海风波”、② “悲欢离合”③ ……更不用提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论典籍资料中，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恰如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各种见解，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只要进行了扎实的钻研就会感到，今人有关文学的话语，超出古人水平的，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多。然而，文学是人学，只要人类的繁衍生息没有停止，文学就一定会随着人类的前行而日益丰富。所以，尽管有“崔颢题诗在上头”，对黄鹤楼的歌咏，自崔颢之后仍旧绵绵不绝。文学决不会因超不过或赶不上昨天的水平就不再继续，文学理论也是一样。更何况，对文学水平高低的评价，是没有一个终极性标准答案的。 由于文学全方位覆盖人类社会生活，仅从感性与审美等层面研究文学，毕竟不能探究文学的全部内涵。文学值得人们运用各种思维方式、从各种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关注，研究成果自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文学理论的现状那样。近来，不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的话语正日益增加，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是切不可矫枉过正，以为将文学当作文学的思路从此就可以取消了。西方的文学理论大异于中国传统文论之处甚多，其中一点越到现代越突出：对待文学的态度，已经进入两条轨道——既把文学当作文学，更把文学不当文学——并存、并行的阶段。深受西方影响的我国当代文学理论，这一特点目前尤其明显：不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理论少谈、甚至不谈文学，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文学理论界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相当盛行的做法是，不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理论少谈或不谈文学，但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却语焉不详，难以服人。另一方面，要求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理论应当多谈文学的声音，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知识的代沟等等，在新潮面前又显得苍白无力。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它是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指导理论，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域之一？前者的出发点是注重文学“怎么样”，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诗文评”；后者的立足处为探索文学“是什么”，如以西学本体论追问思路为基点的、涉及甚至极少涉及文学现象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现在看来，我们在建国之初直至“文革”之前，是依据作为创作指导的文学理论观念来接受西方文论的；新时期以来，这种思路仍然在延续着，但是，依据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观念来接受西方文论的规模和速度，日益超过前者。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后者无疑已经成为主流。而文学理论界对这种现象，多以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等来解释，显然忽略了两种文学理论的区别。 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跟随西方形而上学沉思及其本体论意识，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积累和演变。其间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在“定购”知识的“订单”中，纯粹的“求知本能”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团体/政府订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类的形而上学思考已越来越运行在体制的轨道上，学术研究也越来越以知识生产的形式进行。就研究者内在驱动中的体制化动力以及研究成果的体制化程度而言，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日益超过作为创作指导的文学理论。从人文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各种层级的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学里的院系，以及各种奖项、基金等等，恰如一只无形之手，将几乎所有知识生产者以及源源不断的后继队伍握入掌中，文学理论不过是庞大的知识生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已。后现代思潮敢于发起并能够做到对人类积累的几乎所有知识进行解构，正是基于现行学术制度与知识生产的密切联系：各种投入不断地以“订单”形式引导着知识生产，为确保投入的效果，创新成为天然的投入前提；本着自身的特有逻辑，生产知识又以必须掌握之前的所有重要知识为前提；因而所有新产出的知识，一定会围绕着已有的知识做文章：赞扬或批判并由此引出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