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艺要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要从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在多彩多姿的艺术表现中，给人以美感和愉悦，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明的熏陶和道德的洗礼，实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应当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艺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其任务也越来越艰巨。 一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江泽民同志不但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而且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战略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论“三个代表”》第134-135页）道德的功能在于对人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的自觉反映，并通过教育、社会舆论和心理信念的力量，有效地调整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实践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项事业，要不断地走向繁荣和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精神支柱和良好的社会关系，而道德建设就是构成这样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保证。 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所具有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完全是由文艺与道德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道德实践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求在文艺中得到应有的反映；文艺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则不能不去反映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反映人类自身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实现的道德升华和精神升华。文艺不仅是文明和道德的结晶，而且是文明进程和道德发展的见证和强大助力。即使对丑恶的东西进行批判和鞭挞，其目的也是对良知、道德、文明和美的渴求与呼唤。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文艺与道德既各属不同领域，又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文艺是反映道德实践、推动道德进步的手段和形式，道德是文艺得以灌注生气、获得价值的依据和内容。二者的结合与凝聚，确证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前，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家，都不可能漠然视之、置之度外，都会自觉地用独具创造性的劳动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显然，精神文明、道德高尚、正确而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思想基础和美学目标。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文艺不是哲学，也不是政治学和伦理学，它必须首先是对美的把握和创造，必须通过艺术的途径才能实现建构文明和弘扬道德的目的。这是文艺自身的基本规律。文艺创作只有尊重这一规律，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与道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地说，它不是用大道理说服人，而是用艺术感染人；它不是用伦理规范直接进行评判，而是用典型形象和生动情节对道德进行形象的演绎和阐释；它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和硬邦邦的灌输，而是在以情感人与以美愉人的过程中，让人欣然接受崇高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浸润与洗礼。一句话，思想和道德只有借助美与艺术，才能展翅高翔，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那种简单地充当道德说教传声筒的作品，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但不能产生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且会损害艺术女神的尊严和声誉。凡是成功的文艺家，向来都是把思想和艺术连为一个整体的；他们所创造和追求的，从来都是美与道德的完美融合。当年，鲁迅在强调文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道德评判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是谆谆告诫人们：“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电影《焦裕禄》、《生死抉择》，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播映，使多少人受到感染和熏陶，使多少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无法替代的。这些作品在道德建设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创作它们的文艺家具有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道德的自觉，一是艺术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