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6.008 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者的一个广泛共识和努力方向。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起到了某种“排头兵”的作用。确实，随着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2015年在济南的举行、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在北京的举行以及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2019年在澳门的举行，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在文史哲诸主要学科领域内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身体力行，在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前行，迈出了扎实有力的一步又一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本文旨在从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入手，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国际化路径，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 “强制阐释论”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莫过于“强制阐释论”，一些权威的文学理论刊物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就这个话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和讨论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活力。这一现象证明了笔者几年前的一个判断：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①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问题，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批评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重要性并开始具体行动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张江现象”就是中国当代学者型理论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张江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多次接受记者访谈，在这些文章和访谈中，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暴露出的“强制阐释”之特征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推进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张江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不管是批评者或赞同者，提到强制阐释时言必称张江，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确实是很少见的。我在本文中想指出的是，张江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而且也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家。张江还指出中国学者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纠缠一些老问题，满足于一种“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式的理论独白，而更要注重与国际文学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同时他也涉及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可以实现现代转型等问题。在这方面，张江不仅从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同时也从中国的视角，提出了加快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进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一些有效对策。我想这应该是“强制阐释”命题提出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全方位建构体现于诸多方面，具体包括文学本体、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建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具体和完整的价值体系。正如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文论话语方面，决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与西方迥异的文论话语”。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长期以来的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语境下，中国文论的这些话语特征被遮蔽了，即使是季羡林这位在中国的语境下曾经如雷贯耳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大师级学者在国际学界也被严重地低估并受到相当程度的边缘化。他生前对此已经深有感触，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送出主义”的策略，作为对多年前鲁迅提出的“文化拿来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③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和批评语境的局限，季羡林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和理论思想在国际学界得到关注和传播。而张江则将其付诸了具体的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所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正是基于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于的困境进行的反思，有着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此外，他还针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现状，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个具体步骤：(1)全方位回归中国文学实践；(2)坚持民族化方向；(3)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④应该说，这些都是颇有前瞻性的理论策略，也是我们一切有着使命感的中国人文学者必须要做的事。 关于第一个策略，张江指出了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当前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西方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梳理，让理论的来路重归文学实践。”⑤显然，上述这段文字指出了问题的症结。确实，西方的一些理论大家也针对文学理论所处的危机和困境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心：他们一方面对愈演愈烈的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和泛文化性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又试图做一些局部的修补工作，以使得文学理论得以再度返回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和研究。近十多年来兴起于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就是专注文学研究的学者试图促使文学批评和研究摆脱危机之境地的“最后一搏”。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学者和批评家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⑥ 我们至今仍记得，就在2003年，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一本题为《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专著，引起了学界的一场轩然大波。他针对文学理论所处于的低谷状态，无可奈何地叹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当今的理论批评界再也未出现令人震撼的理论巨著。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曾经为文学理论积极奔波的理论批评大家面对文学理论的衰落竟然无可奈何，不得不摒弃“文学理论”这一术语，而改用“文化理论”这一更为宽泛的术语。但伊格尔顿在发出一阵抱怨之后依然呼吁人们返回到“前理论的天真烂漫时代”(an age of pre-theoretical innocence)。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他自己也无法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美国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家卡勒(Jonathan Culler)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主张用“理论”或“文本理论”等术语来概括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和无限膨胀之情景，但他最近十多年来，倒是越来越向往当年曾兴盛于学界的文学理论，并不遗余力地为其在各相关的人文学科中谋得一席之地。但与伊格尔顿所不同的是，他反而重新捡起曾被他一度抛弃的“文学理论”这一术语，提出了另一个较为折中的概念：“理论中的文学性”(literary in theory)。按照卡勒的看法，理论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作为文学理论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种(来自文学以外的)理论中发现文学的因素。因此在卡勒看来，那些文学以外的理论属于文化理论学者探讨的对象。显然，卡勒试图把漫无边际的“理论”(theory)拉回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轨道上来，这倒是与张江所描述的文学理论偏离文学批评实践的现象不谋而合。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有着某种共识，并达到了平等对话的境地。但是张江还进一步就中国文论如何走向世界的策略和路径作了阐述，在张江看来，中国文论的国际化有着广阔的前景，这主要体现在，“时代变了，语境变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也变了，甚至汉语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异。在此情势下，用中国古典文论套用今天的文学实践，其荒谬不逊于对西方文论的生搬硬套。”⑧在这里，张江指出了两个过于极端的问题：第一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论中的概念和术语，并将其用来“强制性”地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这是他坚决反对的；其二便是另一个极端的做法，也即用中国古典文论来取代今天的文学实践，这在他看来也不无“荒谬”。那么人们倒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张江本人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性阐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