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6-0136-06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文学研究日益走向多元，更加重视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此一背景之下，中国文学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政治—经济模式，日益关注文学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人类学学者黄应贵所言：“物与物质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也许不在物自身性质的探讨上，而是对文化本身的探讨。”[1]物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欣赏和使用过程，更存在于其所蕴含的哲学、文学和历史意义之中。从物的角度进行透视，有利于发现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不失为对文学更深层次的关注。 一、物质文化研究：汉学的一个新题目 詹姆斯·迪兹(James Deetz)将物质文化界定为“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被文化所决定的人类行为所改变的那部分环境”。[2]孟悦认为“虽然考古学和人类学更接近物质文化的研究，但历史学、艺术史、城市研究、空间研究，以及消费文化的研究都与之相互重叠”。[3]物质文化研究是超越文字文本的，它是跨越文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诸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日常生活意义、信仰和仪式的基本语境。因此，特定的物质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汉学研究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始作俑者是牛津大学的柯律格(Craig Clunas)。如陈珏所言，虽然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从19世纪中叶便开始萌芽，到二战后已经走向成熟，然而直到上世纪末，才有学者成套运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其中的转折性事件，便是柯律格在1991年出版了《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该书所采用的“物质文化”角度，对汉学领域有引领性作用。明代《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1585-1645)是苏州文人圈中的“闻人”之一，柯律格从《长物志》中涉及当时吴门文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风雅物品，诸如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之类入手，展开社会身份的讨论。柯律格从物质文化角度，重新发掘《长物志》这本“旧书”在今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引起英美汉学界同行的热烈讨论，并受到美国明代研究宗师级人物牟复礼(Fritz Mote)等著名学者的重视。柯律格的研究自1991年起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大，上溯至上古和中古，下及现代。[4]对此一动向，台湾学术界率先响应，熊秉真、郑毓瑜、陈珏等人更试图以此为基础，扩展学术研究视野，以实现研究方法的典范转移。 随着汉语学术界与欧美、日本主流学术的交流日益深入，汉学研究形成了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趋向。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逐渐发展为近几十年来国际汉学研究界的重要方法，成为新文化史(newcultural history)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日常器物与生活方式相联系，强调将文学史与生活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等相结合，并逐渐形成了研究的主流和趋势。至此，物质文化被提上议程，并进一步走向深化。新史学成为国内外的研究主流，改变了以往的学术视野和范围。如台湾学者杜正胜提出的所谓“新社会史”宣言，认为“以前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政治、经济和狭义的社会层面”，“经过前贤的努力，这些问题可能泰半已经解决，或虽未解决，但在既存条件下似不可能有新突破”，新社会史则“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该宣言并提出12项纲目，包括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用生活、亲族人伦、身份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与宜忌、生命的体认和生命的追求，每项下又分出诸多细目，如日用生活包括饮食、衣着、建筑、行旅，生命的体认包括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等等。[5]可以说，国际范围的物质文化研究，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关注中，手抄本研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前现代印刷术未普及之前，手抄本之形式涉及到书本流通过程中原本与复制之间的关系。“原本”存在不确定性，它往往被加以编辑、改编，移置、替代了先前的文本，从而形成了文本在历史中的复杂性。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主要方法与目的，就是把陶渊明放在手抄本文化中，通过考察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来解构传统陶渊明形象，并试图还原和重构“另一个陶渊明”，即历史语境中的真实陶渊明。因为人们“拒绝承认手抄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所以读者往往通过自己心中单一纯粹的形象来改定文本，以保持文本的稳定性。这样，作者的目的其实就有两个：初级目的是“检视选择某一异文和排除另一异文的历史动机”；终极目的则是“检视被这样的选择所压抑和隐藏的‘另一个陶渊明’”。[6] 近年战国竹简的发现，为某些最重要的传世文献的理解提供了新材料，也正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本的理解发生着巨变。柯马丁(Martin Kern)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先秦到西汉卷，就是以出土铭文作为材料支撑的。柯马丁特别强调文本是如何在手抄文献作为其物质载体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强调注意文本的延伸度。[7]与手抄本相对，印刷业的发展也对一定社会的知识结构、士人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如作者所言：“一部书、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与过去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比较，这种共享学问的方式最终——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在传播和保存知识的过程中倾向于鼓励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书籍的印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相同的副本，以供广泛传播。”[8]印刷术的发展催生了一定的知识共同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书籍制作过程的改善，还意味着社会群体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