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文德”论

      《文心雕龙·原道》开篇言“文之为德也大矣”①，这里的“文之为德”，与《程器》篇“瞻彼前修，有懿文德”②的“文德”含义不同。这一点业已被章太炎以来的学者所揭示。至于“文之为德”的解释，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德”为性质、功能之意。譬如王更生认为：“文的作用，实在关系重大啊！”③但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有关性质、功能这一类的解释，既找不到训诂学的依据，又明显带有反映论的痕迹，与刘勰所处时代天、地、人合一的解释话语相去甚远④，值得商榷。

      考察传统时代“文德”一词，含义有二：一是文之德，即“文”作为德行的一种，在此意义中，“文”与仁、孝、武等德行并举；一是指文人的道德、文章，也就是今人最熟知的用法。《原道》篇“文之为德”，是指“文”作为一种德行，与天地并生，意义重大；而《程器》篇“文德”，是指文人的道德、文章。前者沿袭了春秋这个重德行时代以来的话语范式，后者沿袭了东汉以来道德、文章的话语范式。至于《文心雕龙》为什么首标“文之为德”，这可能与文章的论证策略有关。全书一开篇，刘勰就将“文”置于天、地、人的意义世界中，借助天道、地道而人道，天文、地文而人文的推演，使之获得不证自明的本体意义。就论证策略而言，将文学的终极意义挂在不可言说的道、德、气之上，是古典学的传统⑤，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此，除了将“文”与道、德并提，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上述“文德”的两种含义，以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前者属于政治学、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文学批评范畴。在古代文、史、哲合一的大传统中，两种用法并行不悖，虽日用而不知，但仍有较为清晰的脉络可寻。就源流统绪而言，中国早期“文德”论的出现，源自以文德治天下的上古政治理想，经由思想家的阐释以及语意的泛化，先秦时期开始有了文辞、德行方面的阐释。自东汉王充明确谈论文德以来，文、德合一是古人的基本理解，也是谈论文德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东汉中后期“文人无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后，文德作为批评伦理的重要规范，大致呈现出两种范式：一是作为理想范式的德充文昌、文德合一，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德分离、重德轻文。下面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并旁及一些相关问题，如修辞立诚、文以载道等，以期重新考辨“文德”论发生、发展的历程。

      从字源角度看，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字的起源较之“德”字更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夏禹时代。在早期陶寺文化的陶背壶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朱书的“文”字，据此认为这是夏社遗存⑥。见于甲骨文中的“文”，写法有两类：“”和“”。金文延续了甲骨文的两类字符，延伸出八十多种写法⑦。以上两类字符代表了两组义项：前者象形，《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造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⑧尔后引申出纹路、文采、文字等义项；后者指事，疑为“忞”字前身。中间指事性的“心”符，显示与人的内在质素相关。尔后引申出文德、文人、文献、文学等义项。“德”字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甲骨文有“徝”无“德”，“徝”字从彳从直，与行走、巡视有关，并不含有“德”之义。金文中“徝”、“德”并存，晚周出现“惪”字。“惪”与“德”疑为同一个字。《说文解字·彳部》：“德，升也。从彳惪声。”⑨《心部》：“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心。”段注：“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假‘德’为之。《洪范》：‘三德，一曰正直。’直亦声。”⑩许慎、段玉裁未曾见过甲骨文，对于上述字形的演变不甚清楚，但对于“德”的内外之分，还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字形中，“文”、“德”二字的构成有着相同的“心”字符，说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相似之处，均含有德性方面的内在质素要求。就字源学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推论，“文”乃“德”的思想源头，早期有关“德”的观点是借助“文”来传达的。

      文德思想，渊源甚早。据《史记·夏本纪》、《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载，夏禹名“文命”，这与夏代朱书“文”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再结合新出土西周青铜器豳公盨铭文的记载，两者所体现的原始文德观念也就有迹可循了(11)。“周人承之以文”(12)。周礼的特征是“尚文”(13)，“尚文”的价值核心就是文德，这一思想特质体现在政治理念、生活规范的各个方面。西周时期的文德，既指具体的德行，也指有德行之人。这一时期的文献，如《周书》、《大雅》以及《鲁颂》中，有关“德”的字眼频繁出现。譬如《逸周书》有“九德”、“十奸”的说法。所谓“十奸”，是指十种败坏的德行。在《宝典解》、《文政解》、《常训解》中，“九德”均有提及，既指个人德行与政治德行，又指具体德行规范与抽象德行标准。夏、商、周三代交替，以德代暴的历史经验是很容易得出的。周人相信“德”和“天”联系在一起，由此确立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金文中习见的正德、懿德、孔德、介德、明德等等，都是对品行高尚者的称谓，多用于颂赞君王的个人品德或政治道德。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14)，《国语·鲁语上》“文王以文昭”(15)，均为对文王德行的颂赞，这也是其谥“文”的缘由。西周称先人为文祖、文考，常见于金文、铭文中，“文”乃泛指先祖的美称。所谓文人，即有文德之人、有礼之人，郭沫若据此认为：“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16)文德思想到周代礼乐政治中得以完善，成为传统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并为尔后修、齐、治、平的内外之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春秋是重视德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里，“德”既是倡导的美德，也是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许多与个人品行相关的德行要求，均纳入了“德”的范围，而“文”就是诸多德行中的一种，与忠、信、义、礼、孝、仁、武等德行并举。譬如楚国申叔在阐明如何教导太子时，提出“十二德”。《国语·楚语上》：“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17)申叔认为，在传授太子文献的同时，还要加强德行的培养引导。这十二种德行中，前六种是对一般人的要求，后六种是对治国者的要求。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4年，魏献子将羊舌氏的封邑一分为三，其中给了魏戊一个，但他担心别人非议，于是询问成鱄。成鱄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举出“九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18)成鱄认为，魏献子的举荐，接近文王的德行。他对于“文”的解释很经典，所谓“经纬天地”，是对个人才能卓越不凡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