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并由国家颁布实施而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用于调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连接、比例关系及教育权力配置关系的学校教育制度，它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学习年限、领导体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的设置和规章制度的拟定都要以学制为准。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有系统的近代学制的肇始，但未施行。1904年，张之洞领受朝命，对学制重新厘定，奏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较“壬寅学制”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更为详密，随之颁行全国，以迄清末，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施行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它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分科立学的观念，把中国传统的史部（中国史学门、中国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传记杂史等）、子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诸子等）、集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四库集部提要等）知识系统纳入到文学科大学之下，促进了学校课程布局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为创设具有近代意义的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 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政界和知识界不得不考虑向西方文化学习，在经过“体”、“用”观念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西方的科学、文化理念及政治、教育制度终于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具有近代意义的分科观念和分科原则逐渐为近代中国教育界所采用。近代西方学校的分科系统，是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考试、评分和书写为教育实践方式和教育评价机制，并由相配套的学科规训制度而组建成的以分科立学、分门设目、分目研读为分科原则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近代中国学界按照西方大学分科之原则，采用大学分科之方法，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近代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分类和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学制影响深远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壬寅、癸卯学制制定之前，分科立学的观念在当时的教育界已相当普及。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科划分方案。① 依据近代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1883 年王韬在香港刊行《弢园文录外编》八卷，主张学校书院既要讲文学，又要讲艺学的“文学科、艺学科”分科方案； ②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两湖书院，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③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学问宜分科也”，并拟在京师大学堂分立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等十科，认为以此可以“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而“英才自出”。④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着裁定章程具奏。⑤ 同年夏，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4个月，并写成《东游丛录》一书。 归国后其弟子又编成《东游日报译编》一书。两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学制，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⑥ 可见，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和日本学制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已经被当时学人普遍接受，引进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并师法日本学制，成为当时学制改革的必然。 1902年由张百熙拟订并以朝廷名义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有系统的学制的肇始。1903年6月27日，清政府又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 重新厘定学堂章程。⑦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废旧制而另颁《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⑧ 癸卯学制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把中国传统的史、子、集知识体系纳入到文学科大学之下，它虽然在内容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和西方“有用之学”的勉强嫁接，体现的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价值理念，但在形式上已采用了近代西学模式和分科体制，孕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的划分模式，各门学科在“癸卯学制”中已初具规模，学科品格已初步形成。 二 笔者先对“癸卯学制”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科大学”，尤其是对其下设的“中国文学门”做了较为详细的观照。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⑨ 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又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⑩ 在“癸卯学制”中，文学科大学去掉了“壬寅学制”中经学、理学、掌故学等科目，而把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的部分内容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保留了下来，并增设了地理学。虽然在新的学制中，文学科大学仍然是涵括史部、子部、集部在内的史地文杂糅的大文学观念，中国文学门仍然是保持传统知识系统和中学之体观念的重要方式，但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科目中，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文学已经从壬寅学制宽泛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了出来。虽然在主课科目中仍然设置了“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传记和杂史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史部，诸子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子部）等课程，但其位居主课之末，且在三个学年中总授课钟点数最少，在讲授“周秦传记杂史”所列举的《左传》（属四库全书经部之春秋类）、《战国策》（属四库全书史部之杂史类）、《吴越春秋》（属四库全书史部之载记类）、《冬观汉记》（汉代刘珍等撰，属四库全书史部之别史类）、《水经注》（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河渠之属）、《洛阳伽蓝记》（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古迹之属）等书籍中，多是文学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而在“周秦诸子”的课程说明中亦强调“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11) 可以看出，这里对周秦传记杂史的研读，一方面是作为学习“历代文章流别”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课程的辅助课而设置的，其主要功能是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一种背景资料；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史而读史”所设置的，在阅读或研究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可以获取更多的文学涵养。对周秦诸子的研究也不再是从哲学或政治等角度而是从“论其文”的角度来切入文学作品的。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中国文学学科伴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从传统经史子集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并向具有现代分科性质的文学学科转变。“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近似于今天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和其他的补助课则近似于今天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限选课。“文学研究法”类似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和与文学史配套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古人论文要言”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或文学批评史，“说文学”和“音韵学”则类似于今天包括文字、声韵、训诂在内的语言学课程。至此，今天大学中文系“文学—语言”二元互分格局在“中国文学门”中已初显端倪，“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构筑的文学学科“三位一体式”结构框架也已初具规模，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在“癸卯学制”中均已开始萌芽。在传统知识系统的裂变转型中，各门学科的学科品质渐趋明朗，学科规模渐成气候，作为文学科二级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开始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浑融的状态独立出来，并逐渐摆脱对传统经史子集知识系统的附属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依附地位而走向自立，开始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品格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