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突围

      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育，给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的人铺设了多条生存之轨，但同时也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措施不完善不健全，市场发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倾斜，造成了以文学为生存方式的作家的生存困境。不少人为了突破困境在寻找别样的生存方式，但新的生存方式也并未真正使他们的文学理想得以实现，反而造成了他们自身心理的困惑、定位的困惑。

      困境的表现

      在对上海作家进行采访时，一位作家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不要问我下不下海，是海水涌到了我的脚下。”就是作家们能心静如水，卓有见识的企业家们也不想冷落他们。1993年5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邀请陈村等十位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去“体验生活”，并出版报告文学集《万国之路》；沈善增、张宝发、陆棣等数位作家都先后受到几家公司担任总经理的邀约……而同时，以文学创作为生存方式的作家们，他们的生存状况又是如何？

      上海专业作家17人，靠作协工资与稿费为生。一级作家400多元，二级作家、三级作家分别为300多和200多元，而上海1992年人均支出是每月270元，当物价指数飞速上涨、工厂企业的工资数倍于以前时，他们的工资水准未有较大提高。成名较早、出书较多的作家当然不会有生活之虞。一些老作家说，自己过去的稿费收入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比现在的稿费收入还多。而年青的作家则不会有这份自得了：“能维持日常生活，当然你不能指望用来买房子什么的”（陈村）；“基本是凭内心爱好去写，原来可以很悠闲地写，现在会考虑写一些挣点钱”（孙甘露）。大部分作家都认为工资只占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专业作家中有一定成就、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大都觉得自己主要是靠稿费养活自己（而不是靠工资）。但笔者又了解到真正能为他们换来稿费的并不是纯文学的创作，而是“亚文学”或“非文学”创作。例如王小鹰：“电视台活动每次100百元，小品文每篇60元，《家庭风景线》（解放日报专栏）每月130元，外省或港台高稿酬约稿每千字100元以上。”而作家们的严肃文学创作只有每千字20-30元，一部长篇小说要耗时两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稿费扣除所得税，一般只剩下六七千元甚至更少。

      出版社的转轨、发行渠道的狭窄、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阅读时间的减少……诸般原因，使得严肃文学作品的发行量呈大幅度滑坡趋势：王安忆：80年代初印数几万册，现最多几千。叶辛：80年代初，发行量最高达100多万册，现二三千册。王小鹰：《你为谁辩护》3万册，现在《我们曾经相爱》订数不足1000。陆星儿：“原来一般七、八万，现三、四千。”他们都是早就成名的一级、二级作家，尽管接纳他们的杂志社、出版社相对较多，但也感到出书的艰难。孙树棻：“过去是出版社向我们要稿：‘有？有？’现在是我们问他们：‘要？要？’”小说的出版，尽管艰难，还能给人以一线希望，而诗歌的创作（古典意义上的纯文学），境况则更惨，诗人们不仅需要自己买书号或给出版社拉赞助，还得自己包销大部分诗集。他们还没有从筹资的困顿中走出来，就又要对着一大堆无法推销的书发愁了。

      文学杂志纷纷改刊，且发表纯文学作品的刊物发行量却在大幅度下降，处境维艰。上海现在仅存的4家纯文学刊物：《萌芽》1985、1986年前的发行量35万份，现2万份；《收获》1985、1986年前最高达百万份，现在10万份左右；《上海文学》1978、1979年达40多万册，现在2万左右；《小说界》现在发行量也只有3万份。而同时，原为《萌芽》创办用来以副养文的刊物《电影、电视文学》发行量是37万份。和《小说界》同为文艺出版社的期刊，《故事会》发行量300多万份。文学园地的缩小，不仅使文学新人的出现比过去艰难，也使不少专业作家的创作不能如愿。

      当严肃文学的创作陷入困境之时，报纸、刊物的副刊、扩大版等等却纷纷出笼，需要大量文化消费类的稿件。每个作家几乎都受到这些大量约稿信的侵扰，从这一面来看他们又不孤独。叶辛：“我的创作主要是长篇，现在也写些短的，散文、小品文之类。光上海的杂志、报刊有800多家，服装杂志，饮食杂志，都会来约稿。”蒋丽萍：“约稿的信很多，只能有选择地写一些。”陈村：“我应该写小说，现在小说越写越少。”当严肃文学的刊物稿酬只有按国家规定的每千字30元时，那些文化消费类的报刊却以超过每千字100元的价格吸引着人们投稿。作家们不能不为之所动，陈村：“《万国之路》万把字3000元，又不费力，何乐而不为。”加之纯文学作品发表的困难，又把写作者推向了亚文学的写作。叶永烈：“我也出过纯文学的中短篇小说集，我不是不会写小说，但写了一段时间，我灰心了，小说只印了6000册。”而他的纪实文学可以印到100万册，出版社给的稿费每千字60元，许多出版社还抢着要。

      文学的创作似乎是陷入了双重围困之中，大有赚头的经商生涯对于写作的围困，亚文学的创作对于纯文学的围困。对于少数未作应变措施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生存就显得较为艰难。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沈善增：“纯文学供大于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好可以静下心来磨一点东西。现在生活费国家给了（二级作家工资每月300元），总不致于饿肚子。若要写作赚钱也可以，我可以保持一年两部通俗小说的速度。”目前作协还能给那些严肃地探索人生的作家一点生活的保障，当然也仅仅是保障，一些纯文学杂志坚守阵地，还能给纯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契机，《收获》就曾表示要成为“精神漫游者的最后家园”。但是作家们生活的困窘也是明摆着的。这使得部分作家更依赖于作协，依赖于出版社、杂志社的坚持人文理想的高尚之举，这给文艺体制的彻底改革又增添了重负。恶性循环如一个怪圈阻碍着真正以文学为生存方式的作家改变自己，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