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想法还不太成熟，只是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和老师、同学们讨论的一点点心得而已，主要还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想法。同时我们当然也知道，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说话的位置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就是从一个非常有限的角度非常片面地来讨论这个很大的问题。 我这些年在美国的大学做研究，所看到的主要还是北美的学术界的一些情况，对于欧洲稍微有一些涉猎，但肯定还不能像贺麦晓先生那样有深入的理解。另外，我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的朋友和师长，这些人也帮助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在这里还要请大家原谅的是这仅仅是相当个人的、片面的一些想法；同时，我的研究的角度也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出发的，对于古典文学，我了解得比较有限。 我想先谈一下刚才所说的所谓理论革命，所提到的就是三四十年来欧美的一些理论——即当代理论，这些理论都在先后不同的时间内对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和相当强的震撼。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当代理论的魅力何在？为什么它们能够席卷欧美学术界尤其是北美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文学研究界）之后也进入了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是大家可能不大去想的。我自己有了很不成熟的一点看法：第一，这些当代理论的确是充满魅力的，因为新知识本身就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一种很大的魅力，新的理论带来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就好像开辟了一扇窗子，它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景观。我想这是一种非常正面的现象。第二，新知识固然有其魅力，欧美的当代理论在传播新知识的时候，带有一种普遍的道德诉求，特别是现今最红的当代理论如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等等，这些理论都带有一种不容辩驳的道德诉求、道德感知和道德使命感，因此它们基本上是对各种不公平的批判，不管是对族群之间、性别之间或者是根据经济、制度等等所造成的不公平的批判，尤其是对造成这些不公平的背后的权力机制的批判。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举起双手赞成这样的带有批判角度的理论，所以这些理论很快地就被大家接受了，而且大家都希望能够很纯熟地运用它。 下面我想讲的就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当代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冲击是什么？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的，我想先从它的“得”来谈。我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地归纳而已，那么第一点就是，当代理论帮助我们从隐到显地揭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忽略的或者说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东西经由了某些当代理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然后把它发掘出来了。譬如说，过去被忽略的作家——女作家也好或者说有一些不是政治性的作家，过去被大家遗忘或者被有意地忽略了，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多的新的关注，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评价，甚至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些思考以及对文学史的改写，这一点是非常正面的贡献。第二点，就是从点到面的开拓，也就是说，永远不能够满足于对个别的文学文本的研究了，虽然那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很专精的学问。这些当代理论提醒我们说，不要只看到一些点，还要看到它的背后是怎样连成的一个很大的面。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它的背后有很多层的中介。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分析这些中介的因素或者说是机制的力量。譬如说，文学文本产生、它的出版、它的经典化等等，这些东西一环扣着一环，我们都必须去了解它。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文学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去研究它的文本，比如说版本问题啊、诠释问题啊，而是研究包括跟文学社团、文坛的活动还有跟出版业之间的关系，甚至跟教育文化等等事情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第三，是一种从浅到深的关注。经过了从隐到显的揭示，经过了从点到面的开拓以后，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深化了而不是浅化了，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怎样才能够更全面地说出来。最后一点，就是跨学科的研究。这些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在欧美基本上被大家接受了。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从一元到多元的跨越，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了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许多当代理论不是来自文学研究，而是来自其他的人文科学，除了文史哲以外，还有语言学；另外还有很多的当代理论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启发，比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 上面所说的是“得”，那么“失”是什么呢？我个人观察到的第一点就是：理论先行。就是说先有了可以依靠的理论，然后将它比附到文学作品上去，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削足适履。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头重脚轻，就是说，理论往往讲的十分复杂，但是应用到文学文本上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轻了下去。这种本末倒置值得我们警惕。第二点，对于文学的简约化，见树不见林，有时候过度关注一个主题甚至是一个理论术语。这种对理论的运用实际上没有看到文学很丰富很复杂的层面。第三点就是公式化的套用，千篇一律。大家往往会一哄而上地运用当代最受欢迎的理论，只是将它们套用到有差异的不同文本上，使得最终的结论都变得差不多了。我这里用了一个词：过度设定。当你看到它的题目，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理论，也就基本上知道它的论述是怎么回事了，它所达到的结论也大概可以猜得到。最后一点，就是跨学科研究。这是一种意义非常深远、也很重要的研究，但是我想说我们现在的学科界限是不可以更改的，每一门学科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累积，它事实上有了自己的非常严谨的一套方法，有了一套非常严谨的推论过程。因此，有人把不同的学科比喻成不同的语言，说学一门学科就是在学一门不同的语言，必须花很多年的功夫才能够真的精通它。从我这个经过文学研究训练的人的角度看，不是说我看到社会学的或者说政治学、经济学的著作，就可以直接来分析它们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的小心翼翼。我进入文学研究这个专业，本来就是因为喜欢文学、认同文学，那么我希望能够把很多东西带进来，丰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但我不会因为接触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就觉得好像跳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 当代理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文学作品本身是很复杂的，其中包括了很多中介、机制、脉络、关系等等。我想我们在看自己的专业的时候，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警惕，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也不是从写论文到读者这样的一种简单的关系，中间也有很多中介的地方、中介的因素，我刚才谈到的得失可能都和这些中介有关。在这个中介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面我将归纳成两点来说。第一点，当代理论实际上配合了欧美特别是美国学术体制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即对所谓的“新”的追求。实际上美国的大学已经完全地将对新的知识、新的学问的追求体制化了，因为它已经具体地显现在职称的评定上。如果没有发表多少东西，就不能往上升；如果不出版一本专著，加上发表几篇论文，就不能拿到终身教职，等等。这样的一个体制现在基本上很坚固，很难去改变它了。虽然近年来有些学者一直在讨论，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体制到底对学问有没有好处，但是我想，对北美大学体制比较熟悉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们都身在其中，我们其实都依照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那么我想，当代理论带给我们的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用这些新的理论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新的了，依照这些理论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有别于前面的几代学者的研究。所以我可以说，当代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时候，它的生产效率是很高的。但是这样的负面作用就是很多的学者都在消费理论。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出这几年最红的理论是哪些，前五年是哪些，再前五年又是哪些。我们的书单不停地在变，而且每辑都缺少了一些，而且在一本一本地换。有些像时装，今年流行绿色，去年流行粉红色。就是说，追“新”，新旧的“新”，几乎要变成追“星”，明星的“星”了。不仅理论如此，甚至在学术界、在大学体制也是如此，名牌大学常去“挖人”，或者是第二档次大学想去挖几个巨星，就可以一下跳到一流的大学之列。这种风气，我想，和我们做的学问还是有点关联的。第二条，其实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关于这两点，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要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就是理论、反理论，保守、进步的窠臼，我想，这两点其实都有正反两面。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当然有必要，而且也是我们研究者的目标。但第二点，当然也有正反两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的欧美理论和欧美的学术界去对话，这样的一种诉求是我们这些在欧美的学者的一种很强烈的欲望。为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只有在西方，才有所谓的“汉学”。这一汉学的传统很悠久，我们都被很笼统地称为“汉学家”。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是西方汉学体制里的很小、很边缘的一门学科而已。不管在人数上、在大学体制里面所占的资源，都是很有限的。因此，运用当代理论使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与主流的研究欧美文学的使用当代理论的学者们进行对话——“对话”也是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我想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悖论。那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现当代研究领域或者说汉学研究领域的话，你接受的检验是来自你的同行；但是当你运用当代理论进入欧美学术主流的时候，检验你的就不是熟悉你研究领域的同行了，而是运用当代理论的美国文学、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太平洋群岛文学的同行。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它们也有共同的地方，学术的标准是什么？检验的标准、检验的根据从何而来？这个我想是需要思考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很“冒犯”地说一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不过关的论文可以在主流的、以当代理论为学术取向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这就让我们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一种本末倒置。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也是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