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年会，在寻找古代文论民族性的主题下听到的各种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概括，到三十年后在“失语症”或丧失话语权的令人沮丧的反思中听到的对古代文论“异质性”的强调，虽然心态和出发点完全不同，但思维方式和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明明是一个尚未登台的无交流状态，却被偷换成没有声音的判断。香港学者黄维樑的这样一个感慨，竟似成为中国文论不言自明的判词：“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①经过一番追根溯源的反思，这笔账很大程度上被算到中国文论传统头上，于是在反思传统的名义下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形成的三个以偏概全的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以至于今天，当学人一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就不觉陷入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之中。 一、关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三个偏见 虽然三个偏见作为老生常谈随时都能听见、看到，但为了避免给人无的放矢的印象，我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来搜集证据，以致本文延宕多年方得成稿。按照我的归纳，三个偏见表达为这样一些判断： (一)中国文学批评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期间写作《诗论》，就提出了“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的论断②。长期以来，这一结论框定了后人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性格的认识，限制了人们全面认识传统的视野。四十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又在1971年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批评中几乎没有娓娓万言的实用批评，我们的批评(或只应说理论)只提供一些美学上(或由创作上反映出来的美学)的态度与观点，而在文学鉴赏时，只求‘点到即止’。”③虽然他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价值，但对事实的认定明显与朱光潜的论断如出一辙。而且这并不只是他们一两个人的看法，许多老辈学者都这么认为。先师程干帆先生在1979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他比较中西文艺理论得出的认识，以为中国文论“科学性、逻辑性不强，随感式的，灵感的，来源于封建社会悠闲生活”④。几十年过去，至今学界的一般看法仍是“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⑤。叶维廉举的例子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代表，虽然当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仍同意以诗话为主体的中国诗学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类比与譬喻式的论诗方式；2.“语录”与“禅语体”式的批评话语；3.“以诗论诗”的独特文体⑥。这些特点概括了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言说方式的理解。 (二)没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 这种论断也由来已久。1924年，陈荣捷就断言：“中土之文学评论，实不得谓为有统系的研究，成专门的学问。”⑦1928年出版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也认为：“中国千年多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⑧朱光潜《诗论》则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⑨1977年，台湾学界曾有一场关于批评方法的论争，以夏志清与颜元叔为对立双方的代表。夏志清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太过于注重科学化、系统化，且迷信方法，套用西洋理论往往变成机械的比较文学研究；颜元叔则反驳说，夏志清是“印象主义之复辟”，并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都只是印象式的批评，主张批评应该基于理性的分析，而不应只停留在直觉层面和对作家传记的了解上。两人的对立观点引发了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不是主观的、印象式的论辩，议论蜂起，见仁见智⑩。但最终大家都承认，“中国文学批评确实比较没有系统，缺乏分析与论证，似乎较为主观。这点，颇令人沮丧”(11)。中国大陆文学理论家则往往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认定：“西方的诗学理论有较强的系统性，而我国传统的理论则较为零散。因为西方传统理论重分析、论辩，当然就表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而中国的诗学理论批评重感受、重领悟，所以往往表现为片言只语。”(12)《中国诗学批评史》的作者陈良运也说中国诗学“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诗学专著，诗人和诗评家关于诗的发展史及诗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见解与阐述，多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尚未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实现整体把握”(13)。非古典文学专业的学者尤其会认同这种看法，如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第一章就认为，中国古代批评家“从朴素的整体观念和直觉阅读感受出发，构筑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缺少严密逻辑推导和理性特点的批评框架。在批评文体专事记载阅读偶感和某种体验，是一些人生碎片的集合”，“而过分简单化的语句，又使人感到古典批评的某种空白艺术，那些零散的、断片的词句，在表达自己的批评思想时有些躲躲闪闪，而微观批评方法和考据式的方法，使整个批评文体缺少综合性”，因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较之西方文学批评，主要缺少那种富有哲学精神的理性色彩”(14)。至于西方学者，限于自己接触到的少量文献，更容易产生一个印象：“大多数有关诗歌及其本质的讨论都见于有关具体的诗歌或对联的文章、书信或附带性言论的上下文之中；全面、整体性的理论著作往往是例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文中确实没有与在内含与结构上系统表述的‘理论’(theory)一词相对应的术语。于是，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言及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时，人们所讨论的不外乎是某种不言而喻的样式，或以极有特点的词汇和论述策略重新建构起来的系统，而非概要分析样式的系统(synoptic models)。”(15)这些议论足以代表当今对古代文论作为知识形态之特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