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超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这两者的比较具有跨越文化传统和语言界限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之意义；而运用（来自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则有着双向意义：对照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思潮的发展及其现状，我们固然可以在中国文学的各种现象中窥见与其相象或相似的因素，但毕竟中国和西方文化属于两大不同的传统，往往差异大于相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女性和女权主义意识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表现形式上，因而使我们有可能用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来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进行验证、质疑进而重构，最终达到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和对话。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本文首先对女权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演变作一回顾，然后由此出发来描述和阐释中国当代女性先锋小说，最后以此来对女权主义进行重构。 西方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演变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女权主义在西方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它早在十九世纪的文学界就曾显示过自己的力量。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仅在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女权主义就曾掀起过两次浪潮，其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妇女本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各种权利，而且为当代女权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多元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1〕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掀起于十九世纪末延至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参政意识，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六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不相容之处。早期的一些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和批评家，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等都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伍尔芙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和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她的两本书中：《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致力于对妇女文学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考察，在与男作家的物质条件进行了对比之后，她大胆地提出要致力于创造一个可供自己安心创作的小天地，也即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畿尼亚》（Three Guineas ）则探讨了男性所享有的权力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指出诸如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类法律上的不公正现象均产生于父系社会，尤其产生于早期家庭中的两性分工。波伏娃的观点更为激进，她指出，既然在男人眼里，女人生来就地位卑下，就应当受制于男性社会，那么女人根本无须对男人抱同情心，而应当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估价自己作为女性而应享有的存在价值。〔2 〕这种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意识已开始接近当代新女权主义批评理论。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心仍在欧洲，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大大多于文化性和学术性，因而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仅存在于批评的外部，并未从本质上触及批评的话语本身。而且女性批评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临的诸如生存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并未介入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其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的掀起使得女权运动及其论争的中心从欧洲逐渐转向了北美，其特征也逐渐带有了当代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代码性、文化性、学科性和话语性，并被置于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的保护伞之下。〔3〕诸如克里斯蒂娃（J.Kristeva）、西克苏（H.Cixous ）这样的欧洲女权主义思想家频繁往返于欧美两大陆著述讲学，其影响大大地超出了在本国或本学科领域的影响。第二次浪潮持续的时间从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的著作《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的问世为开端， 主要强调的是进一步争取妇女的解放，但论争的重点已由注重妇女权益转向了妇女的“经历”，以及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就其“中心”北美而言，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实际上是高涨于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其中有五个问题广为论者们引证和争辩，也即这五个方面的差异：生物学上的差异，经历上的差异，话语上的差异，无意识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论者们讨论的主题包括父系权力制度的无所不在和女性的压迫，现存的政治机构对于妇女的不适应性和排斥性以及作为妇女解放之中心课题的女性的差异，这些均可在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者的著述中读到。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除了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外，还有以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和鲜明的后殖民主义论争而著称的印度后裔斯皮瓦克（G.C.Spivak）和主张建立一种“女权主义诗学”的肖瓦尔特（E.Showalter）：前者致力于从第三世界的“他者”视角对男性中心社会及话语进行解构，后者则旨在建构英语世界的女性批评话语和女权主义诗学。〔4 〕她们的影响至今仍渗透在北美以及一些“后殖民地”国家的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勃兴，后现代主义辩论的白热化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的冲击，女权主义本身已变得愈来愈“包容”，愈来愈倾向于与其他理论的共融和共存，从而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多元走向新格局。由于女权主义者本身的“反理论”倾向，她们中的不少人热衷于介入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理论争鸣，因而在当今的西方便出现了女权主义的新走向，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黑人和亚裔女性文学，有色人种女性文学，第三世界/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 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等等。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表明了女权主义运动的驳杂，另一方面则预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日趋成形和内在活力。如果我们把欧洲的女权主义与北美的女权主义作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前者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自我意识因而显得成熟，而后者则在理论上表现得幼稚并且甚至拒绝对自己的批评加以理论化；但前者仍带有“学院派”女权主义的色彩，较少介入女权主义运动，而后者则颇具战斗性和挑战性，并且和各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前者深受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如西克苏）和符号学（如克里斯蒂娃）的影响，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论争色彩，并强调女性与男性在性别上的根本差异和性别特征（如托尼·莫尔和肖瓦尔特）。因此有的学者干脆称前者为女权主义理论，后者为“女权主义文化政见”（feminist cultural politics），其中几个有影响的思潮和倾向值得在此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