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2-0027-07 在叙事理论的发展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研究中，伴随着范围广泛的文化研究的盛行，出现了由原先的经典叙事学，向所谓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的转变。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可以说在叙事学研究中吹入了一股新风，它促使叙事学研究跳出了长期以来将自身限定于叙述文本之内的封闭研究的窠臼，而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其他的研究方法，诸如女权主义、巴赫金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映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以及 （精神）语言等相沟通，从而形成叙事理论研究融会贯通、向纵深发展的局面，由此相应出现了叙事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大卫·赫尔曼1999年主编出版了《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野》 (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书名中的“叙事学”一词使用了复数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最好反映。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论所经历的不是它的终结，而是持续的、有时令人吃惊的变形，这种变形自里蒙－凯南出版她的著作以来就开始了。“在互相渗透的年代里，单一的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分枝为多重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关于故事的理论构建发展成为叙事分析中的多重模式。”[1](P1)他认为这些模式与结构主义传统或多或少保持着一种批评与反省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单一的叙事学出现了诸如电影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音乐叙事学以及在一个因特网盛行时代的电子叙事学或电子网络叙事学等等。这些叙事学的分支在各自关注的领域里开展着自己的研究，它不仅丰富了叙事学，也为叙事理论更好地适应和反映这一迅速变化的时代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力图对叙事学研究的经典模式重新进行思考与构建。从而，叙事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和拓展。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倾向于摒弃传统叙事学研究中将叙述文本视为一个封闭体系的模式，而按照认识论的标准重新界定叙述性，并超越形式叙事学而进入语用学、接受理论的领域，强调读者和语境的重要作用，以及读者的接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试图构建出一种有机的阅读状况。 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使叙事学出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局面。那么，这一变化是否意味着原有的经典叙事学理论已经过时，而为后经典叙事学的新理论所完全取代了呢；或者换句话说，在后经典叙事学的时代，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是否已经毫无用武之地了呢？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引起人们广为关注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后经典叙事学试图扩大原先的研究范围也好，调整其研究重点也好，都从来没有脱离叙事学理论数十年来发展的轨迹，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继承、互补与共存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后经典叙事学不是要摒弃经典叙事学，完全取代经典叙事学，开展一个与经典叙事学理论毫无关系的新方向，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所进行的范式(paradigm)调整与转换。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当原有的学科研究范式不再能完全适应新出现的状况时，新的范式会冲破原有的范式，应运而生。然而，新旧范式的转变与交替，期间不一定有一道清楚的界限，而是如库恩所说：“在这个转变期间，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2](P78)而且，即便是新的范式确立之后，旧有的范式也不见得一定会失去其作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与上述这样一种关系是相吻合的。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研究实践中，人们都可以看到，由经典叙事学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与要素，在后经典叙事学时代，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依然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后经典叙事学的时代，当人们在扩展其研究范围，拓宽其研究对象，以及在进行实践分析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资源作为基础，仍然沿用经典叙事学所确立的一系列概念，只不过这些原有的理论资源与概念均在新的条件下，根据其不同发展而有了进一步的意义，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对对象进行一种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比如，就电影叙事学而言，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无疑就来源于经典叙事学。加拿大学者戈德罗与法国学者若斯特成书于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影叙事》(Le Récit Cinématographique)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问题十分类似，只不过在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介入并探讨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所特具的问题。对此，作者自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叙说了电影领域的“符号学”最初的关注点与叙事学的关注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后，作者指出： 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同时遵循热奈特开创的途径和符号学的基本途径，也就是将我们的思考同时建立在表现形式与视听材料上。换句话说，本书在讨论我们根据《公民凯恩》所提出的主要叙事学概念（叙事、叙述、时间性、视点）的时候，也将考虑到电影语言的特殊性（词语和画面的关系、言语和声音的作用，等等）。[3](P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