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叙事的整体性问题，是叙事文体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历史叙事体还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只要作者依照某一准则，将零星的材料或片断的感受，表述为一个可理解的连续体，叙事的整体性问题就出现了。一般地看，只要让叙事过程大致地与线性历史时间或物理意义上的自然时间吻合，这一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典型的叙事文体：长篇小说的情况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寻找一个符合“可理解的连续性”的原则并不困难。作家可以按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结构作品（如《三国演义）；也可以按个人的流浪或冒险经历来写作（如西班牙小说《小癞子》）；还可以让小说的叙事过程与一桩案件侦破的过程吻合（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各种故事）；甚至可以按照书信的开头和结尾来安排结构（如俄罗斯小说《穷人》）……。这些结构的原则，都能使作家所占有的零星材料或片段感受，变成一个可理解的连续的整体。 所有这些“原则”，就像一件件工具，有的作家用起来得心应手，有的则感到别扭。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同程度地限制着作家对个人经验或审美感受的表达，但它又是使个人经验或零星感受“形式化”必不可少的要素。既要使叙事具有整体性，又能极大限度地拓宽叙事空间，恐怕是每个作家都向往的境界。高明的作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程式化的布局形式结构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手段罢了，它最终指向的是，作家通过个体审美经验的表达而达到的目的——完成化了的审美形式结构的整体。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音乐的节拍（四三拍、四四拍等），就是一种程式化的布局形式结构，它是可以模仿的。当它体现了一种节奏感，而引导了听众的情绪走向，并产生了感染力时，就具有了审美形式结构的性质。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这样一种能统一作品外在形式的内在审美结构称为“情志”，它与作品的语言形式和布局形式是融为一体的。正是“情志”统摄了纷杂的材料，使作品产生了统一的整体感，使之“杂而不越”。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提出的“杂而不越”，指的就是对作品整体性的要求。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他们的“情志”都会千差万别。这种差别的个人性和历史性，就是推动小说文体不断变化的内在根据。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其统摄纷杂材料的“情志”，不但具有高度的个性，甚至还能涵盖那个时代的“情志”。 历史演义（符合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可以人为地划分阶段）、侦探小说（符合案件的因果逻辑，以破案为结局），其叙事的整体性是不成问题的。但它之所以是通俗的甚至流于庸俗的文体，原因就在于它将布局形式结构当作了目的；或者说，它尽管具备了布局形式意义上的“章法”，但并不具备审美形式意义上的“情志”。在它那里，个人经验、审美要素非但不能成为表达的中心，甚至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它对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并不关注，而热衷于技巧的玩弄，甚至刻意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观念，同样是对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伤害。这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基础上，并在卢卡奇那里得到详尽阐述的“总体性”概念。这一概念看上去很辩证、很圆满，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不惜牺牲不同时代的、具有审美变异性的艺术作品丰富而又具体的个体性，而生硬地将布局形式结构与审美形式结构扯到一起。历史进化论这一看似理性，而骨子里具有浪漫色彩的幻觉，成了卢卡奇叙事总体性理论的核心。卢卡奇对二十世纪不断变化中的文学的批评之激烈是无以复加的。他不能接受作家对日益变化的新的审美经验的表达；据说，直到他被关进囚车时，才认识到卡夫卡的现实意义。卢卡奇理论的要害在于，混淆了“完美文化”与“完美生活”（别尔嘉耶夫语）的界限。为了理论上的整体性，他宁愿让建立在丰富的感性基础上的“完美生活”掩埋在“完美文化”的设想之中。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类作家，则清楚地看到了“完美文化”的虚假性，而苦苦地探寻对以人为中心的“完美生活”的表达。所以，他对新的叙事整体性的探求，尽管显得尤为艰难，但也显得更真实，更具有永恒的价值。照理，在作家的具体创作中，对所谓“完美文化”的充满理性的批判（“志”的方面），和对所谓“完美生活”的充满情感的渴望（“情”的方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在中国文论中“情志”的概念从来就是不可二分的（意象中的“意”与“象”也是合而为一、不可二分的）。这不只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还与构成作品的材料——语言文字的独特性有关。 二 叙事的整体性，必须同时考虑到布局形式结构的审美形式结构及其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布局形式结构（如上述各种可理解的叙事时间连续体），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反映了作家对读者的依赖，也反映了作家的语言对社会文化语境的依赖；否则，他的个人经验的传递就要失败。作家在利用各种布局程式的同时，又必须维护个体审美经验的独特性。所以，审美形式结构中，就隐含了他对社会历史语境不同程度的反叛，对以历史理性为基础的“完美文化”的怀疑，并暗含了他们对建立在人性的丰富性基础上之完美生活的表达和追求。 这两种相互矛盾着的形式结构是否有过合而为一的历史呢？人们都愿意相信，过去曾有过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也认为，在夏商周之前，存在一个由先贤统治着的太平盛世。于是人们便可以假定，那时的文学中，这两种形式结构一定是合而为一的了。今天看来，它们的分裂是毫无疑问的了。也就是说，文化形态与生活理想分裂了，布局形式与审美形式分离了，不像在史诗那样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卢卡奇把这种分裂称为“衰变”。他认为近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衰变了的社会中“问题人物”的命运。戈德曼也说，“问题人物”在衰变了的社会中寻求“确真价值”，是长篇小说的任务。（《小说社会学导论》，引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我在《长篇小说叙事的声音问题》一文中，曾从叙事声音衰变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