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说厨川白村是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影响最大的日本文艺理论家，恐怕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自1925年鲁迅先后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并对厨川做了高度评价之后，厨川白村的著作在中国很快流行起来。在二十年代后半期的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厨川白村的主要著作几乎全都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近代文学十讲》、《欧洲文学评论》、《文艺思潮论》、《近代的恋爱观》、《走向十字街头》、《欧洲文艺思想史》、《小泉八云及其他》等，此外还有许多单篇的论文。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所撰著的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和论文中，厨川白村的理论均被作为一家之言，或被引述、或被评论，或被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或被批判。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从不同的侧面，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重要的人物，除鲁迅受其影响为众所周知之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丰子恺、石评梅、胡风、路翎、许钦文等等。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特别是他的《苦闷的象征》，是五四以后，特别是二十年代在中国流传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外国文论著作之一，（另一种是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一个学者和教授，他在大正年间的日本青年中有过较大的影响，曾一度和著名作家有岛武郎二分天下，但对日本青年发生影响的，却主要不是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而是批判传统的婚姻观念、倡导自由爱情和婚姻的《近代恋爱观》。他不是作家，因而在日本文学史上谈不上有多高的地位，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史》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著作的价值也没有得到日本文学理论批评史家的普遍认可。二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曾两次出版过他的七卷本和六卷本的全集，但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著作一直未见再版。现当代日本文学理论史或批评史一般不提到他。日本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厨川白村“博学多识但缺乏独创，所以被遗忘得也快”。（注：《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第401页， “厨川白村”条。安田保雄撰写，东京社。昭和43年版。）但是，在本国并不受重视的厨川白村，在中国的影响却超过了日本任何一位著名的理论家批评家。和某些日本学者的看法正相反，在中国最先译介厨川白村的鲁迅认为厨川白村及其《苦闷的象征》是有独创性的，他指出：《苦闷的象征》“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注：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我赞赏鲁迅的独具慧眼，在许多的“文学论者”当中选择了厨川白村，在“同类的群书”中选择了《苦闷的象征》。鲁迅说《苦闷的象征》是“有独创力的”，并不是单单基于一己之好，而是和同类理论家、同类著作做了充分比较的。在日本，在厨川白村之前和之后，介绍和评述西方文学的书籍数不胜数，谈文学的书近乎汗牛充栋，而即使今天在我们看来，厨川白村及其著作在其中也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诚然，厨川白村的基本的理论体系、基本的概念术语大都是借用西方的。但是，日本文明的独特的构建方式，——吸收外来的东西加以改造消化，使其更合理更精致更先进，——在厨川白村的理论构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鲁迅看得很清楚。鲁迅说：“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有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近与跳跃。”（注：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确如鲁迅所说，在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借鉴和改造方面，特别表现了厨川白村对外来学说进行批判吸收，并独创新说的能力。厨川白村一方面对弗洛伊德学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苦闷的象征》的全书的立论就是“借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发表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学说又做了明确的批评，他指出：“这学说也还有许多不备和缺陷，有难于立刻首肯的地方。尤其是应用在文艺作品的说明解释的时候，更显出最甚的牵强附会的痕迹来。”又说：“我最不满意的是他将那一切都归在‘性的渴望’里的偏见，部分地单从一面来看事物的科学家癖。”（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不仅如此， 厨川白村还批判分析了当时对弗洛伊德学说做了部分修正、现在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阿德勒（A.ADLER）、莫特尔（A.MORDELL）等人的观点。厨川白村认为，这些人的书“多属非常偏僻之谈，或则还没有丝毫触着文艺上的根本问题”，并以为“可惜”。厨川白村就是在这种广泛借鉴、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文艺观。那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日本，如此言简意赅、富有包容性、深刻性和鲜明个性的文艺观，还没有人提出来过。尽管那时荣格、阿德勒已经有人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泛性欲主义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试图以社会文化决定论取代性欲决定论，但是，这些人的理论建树还局限在心理学、社会学的领域，没有在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况且，“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如沙利文、卡伦·霍妮、弗洛姆、卡丁纳等，其理论活动都在三十年代以后。因此，如果我们权且把厨川白村算在“新弗洛伊德主义”学派中的话，那么，厨川白村也算得上是本世纪头二十年最早的有自己的理论建树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