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提出并成功地演绎了一种背景与文本平分秋色的批评模式，这一批评模式启发了人们对文学、历史、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新思考。在随后发表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1982)的《前言》和《莎士比亚的商榷》(1988)一书的第二章《看不见的子弹：文艺复兴的权威及其颠覆》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的文章中，他继续阐释其目的和解读方法，并将其理论应用于阅读实践，特别是莎士比亚研究中。1982年，格林布拉特为《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撰写了《导言》，这个《导言》后来被视为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思潮的宣言，从此他的名字永远与“新历史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尽管他一再声称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未考虑到它后来会成为一个批评阵营的名称，而他本人更喜欢用“文化诗学”来概括他的思想。 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莎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的研究中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似乎杰姆逊的格言“永远历史化”①渗透到了学术批评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名声和影响的日益扩大，格林布拉特从伯克利来到哈佛，成了《诺顿莎士比亚全集》和《诺顿英国文学作品选》的主编，近几年又相继发表了《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 2001)和《尘世间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如何成为伟大的剧作家》(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2004)等相关著作。一时间，他成了近20多年来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之一，文艺理论界耀眼的明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随着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新历史主义的关注，格林布拉特的名字在理论界无人不晓，然而我国学者对其在莎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及其局限似乎讨论得并不多，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以请教于同行。 一 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莎学研究领域就有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流派，或称为历史—现实派，在研究和评论莎士比亚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其中包括莱文·许金、埃尔莫·斯托尔、西奥多·斯宾塞、E.M.W.蒂利亚德(E.M.W.Tillyard)等等。他们将莎士比亚戏剧看作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从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入手，来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试图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出全面的、无懈可击的评论。他们反对在莎士比亚研究中掺入过多的主观因素，主张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求对研究对象作出所谓“客观的”把握。他们的任务是将莎士比亚放回其生活的历史环境中加以研究和考察，目的是还原一个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 作为莎学专家，原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蒂利亚德似乎是著作被最广泛阅读的所谓旧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像》(1943)是关于莎士比亚时期的文化最有影响的历史主义论著。蒂利亚德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精神集中表现为神圣的秩序，即生存的链条，以及尘世与天国之间的对应。他还认为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文学表达了其时代精神。蒂利亚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可概括为：将莎士比亚虚构为中立的艺术家形象，他从自己的文化中汲取思想，并有意无意地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其艺术创作的素材。特别是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有意识地强调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秩序思想和等级观念，以反对一切背叛行为和混乱状态；他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阐明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就是说，旧历史主义的莎士比亚全然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如此，蒂利亚德还设想莎士比亚的观众，乃至伊丽莎白时代的大部分公民都具备一种超越历史环境的“基本”素质，都承认伊丽莎白时代关于世界秩序的思想：“宇宙是一个统一体，宇宙中的一切都各有其位，这都是上帝的杰作。”②总之，“历史批评把占优势的意识形态——不可信赖的社会政治合法体系——当成道德上、知性上和审美上都令人满意的认识和信仰结构，当成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固定的和连贯的世界图像”③。 现在看来，蒂利亚德的这些观点及其代表的旧历史主义思想显得有些幼稚，同时也有其潜在的理论局限性，因此他往往是一些新历史主义者攻击的首要对象。新历史主义者大体从五个方面批判了蒂利亚德在文学与历史关系上的立场：把历史作为脱离文学的“图像”和“背景”；把社会现实看作是经典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集体意识”；认为“集体意识”产生于不变的、普遍的人性，在文学经典，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人性得到了特殊的表述；文学名著反映和表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对普遍人性的表达使文学名著能够超越“世界的图像”，即带有复杂政治暗示的文学作品的特定历史时刻。④格林布拉特联系自己的成长经历委婉地批评说，他自己年轻时也曾抱有二元对立的错误信条，在写作《莎士比亚的商榷》中的一些文章时，他发现，“在思考过程中，若干以前没有预见到的转变”，使他最初的假定“变得复杂起来”。“我可以将那些转变概括为我对两件事的怀疑：‘绝对的艺术家’和‘绝对化的社会’”。⑤格林布拉特对蒂利亚德的剖析是深入浅出的。 二 通俗地说，新历史主义主要是通过文化研究文学，或是通过文学研究文化的一种方法，它也许算不上是一种理论，因此很难对它进行理论性的概括。格林布拉特曾明确表示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义”⑥。首先，新历史主义者深信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文学作品是社会影响力而不是个别作家的产物，个人的能动作用只是一个幻想。他们试图将文学作品放回其社会、政治和宗教的语境中来阐释，正是要说明文学和历史中隐含着更大的权力问题。这就恢复了被解构主义割断的文学与历史、权力、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拓展了文学文本的解读范围。在这一点上很容易看到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的影响：人是受政治和社会权力支配的，而这些权力建筑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使受支配者认为他们自己在控制着一切。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颠覆／遏制模式”运动，他们设想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都具有潜在破坏性，为国家权力服务只是一个假象。戏剧性地表现暴力和反抗使舞台变成了一个“控制”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的安全阀。如此看来，一部戏剧或一首诗与其说是文化的“产品”，不如说是文化的生产过程，它既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协商生产的对象，同时也制造了使其陷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协商。换言之，一部戏剧或一首诗一旦产生，便作为一种话语进入历史“流通”，在社会和文化的网络中发挥作用，其影响是作者无法控制的。格林布拉特之所以将其著作定名为《莎士比亚的商榷》，就是抓住了这个过程的本质，“商榷”一词有“流通”、“交换”、“互惠”等含义，而这些正是新历史主义的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