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现代人本文学发展趋势这一话题，说实话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为从“五四”至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接受西方人文精神的价值理念，但是他们对于西方人文哲学的主观认识，几乎又一直是处在一种混乱元序的茫然状态。所以“认同”与“误读”的二元对立矛盾，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截然独立的哲学概念，它与“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词义同根，均来自于古拉丁文“humanitas”，意指纯粹发扬人和人性品质的途径。现代英语中的人文名词“humanism”，就是在拉丁文词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humanism”这一词汇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伴随着历史进化的时代变迁，先后被西方人赋予了三种不同意义的解读方式：“文艺复兴”时期被称作为“人文主义”，即否定“神性”文化而高扬“人性”文化，用“人”的主体智慧去对抗“神”的万能作用，进而开启了西方近代文学的思想源头。17、18世纪被称作为“人道主义”，即强调在工业化文明进程中“人”被“机器”异化的严酷现实，以及日益膨胀的物资欲望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严重侵蚀，由此而营造了浪漫主义的批判理性和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20世纪以后又被称作为“人本主义”，即关注后工业化时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深刻阐释生命个体的社会存在价值，并在文学艺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运动。（注：英国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在他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对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个词汇，在西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证说明，详情可参见该书（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分析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不同发展时段，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演化规律：“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哲学命题，其理论的侧重点是对人类种群生命意义的充分肯定；而“人本主义”的哲学要义，却是彻底转向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倾力关注。当具体的“个体”从抽象的“群体”中被凸现出来之后，西方现代文学才真正进入到了生命本体论的绝对自由境界。当然，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学运动的迅猛发展，是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必然产物；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强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才造就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灿烂辉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情况则要比西方复杂得多。首先我们必须加以承认，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从其起步伊始，就先天发育不良。它不仅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缺乏文学自然进化的历史传承关系。它所能够依赖的全部精神资源，几乎就是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直观印象。所以百年中国文学对于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观认识，基本仍停留在极其肤浅的表面层次上。“五四”新文学时期，“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个词汇同时被新派作家所混杂使用，但所表达的意思却又是全然相同的——即在启蒙主义的大前提下，全面强调中华民族“人性”意识的迅速觉醒。鲁迅的《阿Q正传》，其主人公阿Q艺术形象的文本含义，并不是旨在揭示某一个体中国人的人格缺陷，而是在概括性地描述国民劣根性的民族文化缺陷，因此被视为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经典之作而载入史册。郭沫若的《女神》，虽然表现出了火山爆发般的情感宣泄，但社会对其作品的推祟却并非是作者本人的人格尊严，而是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渴望主体自由的群体愿望，故他的诗作受到了广大青年学子的狂热追捧。无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这两个新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化巨人，虽然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个性差异，但是他们的思想出发点却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把人文精神理解为是民族种群的觉醒与崛起，并不遗余力地去向国人传播他们主观意识中的西方价值观念，由此而奠定了新文学作家积极入世、激昂进取的高度社会责任感。20世纪20年代末期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其性质我们应该给予—个全新的评价：它既是对“五四”新文学人文精神的修正，同时也是对“五四”新文学功利主义的深化。左翼文学运动的核心宗旨，说穿了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对民族种群重新进行“类”别的划分。由于工农大众是民族种群中的绝对主体，故他们天赋人权的最终获得，才是事关中国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的重大命题。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昭示着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启蒙地位的历史互换，它最早以经济杠杆的深度介入，生动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人文意识的现实合理性。茅盾的《春蚕》“三部曲”与叶紫的《丰收》系列，描写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所展开的殊死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农民为了获取自身的合法生存权力与基本生存条件，表示了由衷的理解和普遍的同情。延安解放区文学升华了左翼文学的政治理想，赵树理等人的农民话语小说创作，以诸多鲜活的典型事例，充分表现了“阳光地带”民主权利的广泛普及。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更是以艺术形象化的书写方式，歌颂赞美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与平均分配制度的经济措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无一不展示出现代中国人的崭新精神面貌与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全部理解。 当我们去理性地回眸中国现代文学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样一个鲜明突出的时代特征：“五四”新文学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启蒙意识，它的思想出发点是着眼于民族种群的整体利益原则；左翼文学乃至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所推崇的无产阶级人文观念，它的思想出发点则是在对民族种群进行“类”别划分之后，仍然是着眼于民族种群的整体利益原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但是，无“五四”还是“十七年”，无论“平民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分子的关注视野，都是民族生存的整体性状态，而不是个体生命的合理存在价值。甚至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轻度去触及个体生命的本体意义，都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围剿，从而使其成为了文学创作上的艺术禁区。一味地强调“人”的社会整体性，而忽略“人”的主体独立性，应该说这是具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缺乏一个像西方社会“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现代文明发育期，至今为止，我们对于“人”与“人文”的内涵理解，还是非常传统与严重滞后的。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只能在民族文化的时间与空间内，去充分炫耀它的“现代性”因素；一旦与西方文学加以横向比较，它的“近代性”特质便会暴露无遗。原因十分简单，中国现代文学的种种征兆，都还停留在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阶段；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淡化与漠视，同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去甚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刘索拉在其《你别无选择》中，第一次将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以形象艺术的表现方式去加以深度讨论。紧接着王朔又以“痞子”式的玩世不恭的语言，辛辣地嘲讽了民族种群整体性利益的虚无性与荒谬性。再往后是“新写实”、“新状态”以及“新新人类”小说，他们的视角也由大写的“人”转向了小写的“人”，个体生命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成为了他们文本叙事的惟一对象。这是一个跨越“人道主义”而进入“人本主义”的文学时代，但它来的太迟且并不那么轻松。只要看看当前中国文坛的实际情况，媚俗的武侠小说与正统的廉政文学，从民间到官方两个层面维系着传统文化的民族种群观念，中国现代人本文学的未来道路可谓步履艰难任重道远。不过我个人并不感到悲观，因为重视个体关注生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必然发展趋势，现代中国作家必定会伴随着历史前行的坚实步伐，并经过几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去营造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人本主义文学运动，最终使中国现代文学跻身于世界现代文学之林而毫无愧色。对此，我个人是充满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