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一对男女的对话。女的说：晨鸡叫了，天亮了，朝会开始啦，快起来吧！男的却还赖床，说那不是鸡叫，天还没亮呢。诗分三章，层层递进，写得非常生动。（注：参阅拙著《白话诗经》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三年），页263—267。）据《毛诗序》以及“三家诗”的说法，这首诗的主旨是陈述古代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宋代朱熹以前，大致相同，尚无异辞。可是越到后来，诗中男女的身分就越趋平民化。清代的姚际恒已经说作贤妃之辞固然可以，作大夫妻子之词亦无不可。民国之后，诗中的主角，阶级越来越低了。（注：如《诗经全译》，一九八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高亨《诗经今注》一书尤其如此。）似乎把书中主角的身分阶级降得越低，就越能提高这篇作品的价值。可是，这样的解释比起旧说来，究竟好不好呢？我们试看第三章有“会且归矣”一句，“会”字配合上文来看，和“朝”相承接，应指朝会而言，而且古人一般说来，是以“日中为市”，因此不采旧说，而认定诗中所写是一对劳动男女，事实上是值得商榷的说法。虽然说，这样诠释的背后，自有一套理论系统。但这套理论系统说不定可以适用于政治社会改革，却不适用于文学研究。读文学作品，太过强调意识形态，是不是合乎马克思的文艺审美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据博厄斯《哲学与诗歌》一书说：“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这也是卢格讨论莎士比亚是不是戏剧诗人，竟以哲学体系的有无来作为评量的标准时，马克思要斥责他的原因。（注：G. 博厄斯《哲学和诗歌》，转引自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页113。） 因此，历来研究者在感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没有明确严谨的系统时，假使看到有自成系统的外国理论，不管它是否形式至上，或主张偏颇，或不适用于中国，或不适用于古代文学，就拿来强加套用，恐怕真的会“丧失了自我”而遭人非议了。（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冯至《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术语》一文也主张“不要过多地搬用西方的一些文学术语来评论或区分我们的文学，这样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会使很多问题搞不清楚。”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231。） 四 接着，我们再谈研究方法。 谈研究方法，当然跟上述的文学观念、理论系统不能没有关系。他们是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的。而且，谈方法更不能离开研究的对象。假使对研究的对象没有充分的理解，那么所谓研究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朝着新时代的文学方向发展，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西学虽已东渐，但旧学余波尚在。例如林传甲在一九○四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注：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 197；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文学”、“泛文学”的观点，所论不但包括经史子集，而且还有音韵训诂、金石书法和文法修辞等等。从现代人的文学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本国文讲义，而非探讨中国文学真相的文学史。过去，大家都说林传甲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现在我们根据资料，知道在林传甲之前，有窦警凡在一八九七年所写的《历朝文学史》，（注：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跟林传甲同时或稍晚的，还有黄人、曾毅、谢无量等人的相关著作。（注：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这些著作有的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有的偶而采取欧西学界的一些论点，但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观念为主，方法上几无突破之处。（注：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前记中自称“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亦偶引“欧洲白鲁克”等人之学说。同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97；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云：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体制上似不属文学史著作）脱稿于一八九七年，早于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九0四年）。陈氏所言，系据刘厚滋《中国文学史钞（上）》一书所述。黄人《中国文学史》约一九0九年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曾毅《中国文学史》一九一五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九一八年由中华书局印行。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多种，不赘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