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老古玩店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在此之前，官方和学术语言所用的都是文言古语。如果不在文言上下大功夫，便无法通过科举，而科举是获得相称生涯的唯一阶石。文言绝然不同于口语，光掌握基础通常就要花去人生的四分之一时间。普通大众几乎难以企及。这一事实是民国以来的中国人所难以忍受的，它意味着当民国急需知识阶层的支持时，中国的大众却缺乏教育的前景。换言之，别国都已在战列舰的甲板上装备了新式枪炮，中国却依然驶着美丽如画的帆船在海上航行。倘若一个民族永被无用而又累赘的东西捆缚，科学便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年轻一辈面对正迅速现代化的邻居（日本）的威胁，反应是理性的，并没有伤感。 新的白话形式不仅更理性、明智，作为口语，它还更富于表现力和自然的表达。民国人确实洋溢着感情，先不管美学及语言学上的考虑，光这一改革符合年轻中国人的要求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它的存在。反叛真正开始于1917年，到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同年，大约400份报纸刊物以新的形式出现。第二年，教育部宣布所有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五千年历史之先河。使书面语大众化，目的是要唤起人的个性觉醒。 许多人认为，从西方介绍科学发明改变了中国人的视野，而广泛的翻译西方文学，从卢梭、穆勒（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达尔文、斯宾塞到伯特兰·罗素，确实给改革带来了更为积极的影响。他们教给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民主，展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推翻满清王朝是政治解放的最大成功，文学革命是对古典文本的反叛。用胡适博士的话说，就是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文学革命的先驱们阐述了三条原则作为运动的目的： 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何以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直到上世纪还一直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要进行这样剧烈的改革呢？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曾固执过。直到上一世纪中叶，我们还宁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不愿面对世界局势所呈现出的明显的现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19世纪是一场噩梦，它充满了来自外边的耻辱和内在的腐败，以及与一个衰落帝国相随相生的一切毒素：贫穷，愚昧，传染病。外国列强全都磨光了利刃。真是如履薄冰，这个伟大帝国及其所有臣民都准备好去忘却。中国年轻一辈对印度和朝鲜的命运不寒而栗。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迟疑，看到即将面临的危机，他们自然会对妇女缠足和男人留辫子的传统失去耐心。由炎黄始祖创立和容许的社会习俗突然面临挑战。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动荡发生了。新文艺正是引导、反映并记录着这一变革。 事实上，我们头脑应该清醒，这“新”的形式并不新。它是一个民族从官僚到村妇的古老母语，除去东南沿海的一角，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说它。其实从10世纪开始大量非凡的文学作品就已在用这种形式创作了，如宋朝的“语录”确实是我们最好的小说。文学运动领导人胡适和他的追随者们是要为打败正统保守的观念而战斗，这绝非轻易可以取得。 白话的成功并非没有遇到挑战。顽固的林琴南写了许多讽刺文章，猛烈抨击并恶意谩骂讥讽胡博士及其他改革者。他还写了大量愤愤不平的信。他给已故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的守护天使蔡元培写信，警告说以权直之计践踏基本法则有违常情，西方文明有优势可言，但不能连带邪恶推给我们。还有一位守旧的老学者把年轻一辈比成见异思迁的妇人，一旦觅到新欢，就把丈夫抛到一边。他责骂改革者采用西式标点是奴性十足的表现。但真正的压力来自曾一两度掌管了北京政府的保守派，他们找出不同藉口禁了许多新书，像胡适1924年出版的散文选。另外，利用政府文职机构或学校的“入学考试”，企图强迫年轻一代接受旧式文言。 二十五年来用白话所产生的成百篇小说、成千首诗歌及散文雄辩地证明，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感情，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中国人仍然喜欢观赏描绘三峡或泰山悬崖峭壁上长满松树的古画，然而今天扬子江上已在跑着汽船，泰山顶上也有飞机在翱翔。我们得在欣赏古画的同时，必须找到最适合描绘现代中国的媒介。因此，这活的语言就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自然方向。二十五年当然是短暂的一个时期，可草率的评估也是不适合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正在成长的一株幼树，这里，我将努力来描述这株幼树。 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 惊险小说和纯幽默小说在现今的中国小说界完全没有地位。小说家们把纯粹为大众娱乐而写作当成一件丢脸的事，觉得这非常不利于技巧的运用。我们的小说家是多么尽责啊！事实上，我们大部分小说家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探求其创作动机，很明显是要努力改进一个腐败的社会。日本人或许知晓中国古代瓷器和青铜器的价值，但他们灾难性地低估了能够清楚表达思想感情的中国年轻一辈的自信精神，以及对政治的清醒。对衰弱国力无情地自我剖析和不屈地维护个人权利，正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指导力量。以《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为例，他原是个医科学生，因少年时代深受乡下庸医之苦，才想掌握科学为同胞治愈疾病。在东京的某一天，教授讲完冗长乏味的解剖课时，拿出一些与医学无关的玻璃幻灯片放给学生看，有一组展示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给俄国人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捕，在一群喝采的围观同胞面前斩首。鲁迅的心被刺痛了，他开始明白，他同胞的病症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他放弃了医学生涯，成为一名作家。他所描绘的中国无希望可言，他的小说都是对各种类型的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