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需要回首前尘萧瑟行时，当我们在市俗的漩涡中沉溺太久而渴念传达天真、蛮朴、昂奋又不无悲欢的人伦世相与心迹情韵时，自然会想到“几度夕阳红”①的中国当代文学，关注它的生态、得失、性格和命运。 这些年，以中国大陆文坛而言，似乎有数不清道不尽的“尴尬”、“困惑”、“危机”、“下海”等声浪迭起且为媒体“炒”得纷纷扬扬。我则以为，这些“存在即合理”的现象被不适当地夸大了。事实上，地火依然运行，文学照旧发展；从研究与批评的层面，仍有令人钦羡的诸如“新人文精神”②、“新理性主义”③、“走文化诗学之路”④、“当代文学的理想与崇高”⑤、“向全人类的思潮与智慧开放”⑥等等知识命题的呼唤和探讨。尽管很有些人的姿态与文字如同茂盛的泡沫一般虚弱而空洞，也尽管当代文学的某些疆域日趋陷入文化企业⑦和江湖骗子的掌握之中，但严肃的学人、作者、批评家并没有从应有的真诚、良知和文学立场上后退，而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和较高的层次上耐得住孤寂，操持着人文关怀与精神家园。这才是当代文学真正的力量。 我们为中国当代文学磨难过，感奋过。不过，如若作冷静的省思，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着眼，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的确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趋时性（应时政、经济或风潮而多变）、争战性（各执一端乃至群趋偏锋）、青春性（热气有余而略显浮躁）和疲沓无力（缺乏哲思、慧学、理论的穿透）等特点。如今，文学的转型必然要求研究的分流、选择和深化。看来，向科学性、稳定性而又鲜活性、独创性转换，以加固学科根基和建立自己的阐释系统与学术规范，应当提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赞成这样的意见：当代文学是复合的空间而非单一的空间⑧。空间（加上时间）也是一种文化尺度，用以度量人们文化活动的距离与进程。我们的研究视野，实际上也经历着从“封闭的空间”→“距离的空间”→“共享的空间”的转移。“封闭”必然单一，且形成排他和自大的心态；“距离”产生阻隔，而有地域切割与历史割断的人文之虞；“共享”基于和鸣的祈向与互补的策略，因之而激发“一体多元”的文化热望。 “共享的空间”自然是多重的、复合的。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看到的是整体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我们将不至于把“大陆当代文学”等同于“中国当代文学”，而是合乎情理地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包容进来，并寻求普适性与区域性的有机联系（并非简单的添加与拼贴）；我们将不至于把“中国当代文学”（实际是汉民族）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分离开来，而是确立统一的多民族文学的空间结构；我们将不至于把某种被夸大为历史的神圣的创作方法作为衡量一切文学的标尺，而是以“有容乃大”的襟怀鼓励多种“主义”多种文学在正确方向下的共存共荣；我们也将不至于因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诸如“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进行真诚、有效、取长补短的文学对话。我们在同一天空下沐浴阳光和呼吸空气。任何一位作家和批评家，所创造、所论证的只能是文学空间的一角，谁也无法占有全部。但同时，其生存状态、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和书写实践，又总是一种走向真理或背离科学的文化行为；也因此，文学空间的多重性和复合性，不但不丢弃、而且要强化以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为基点的有深度的文化批评。 一旦要独自面对世界，当代文学研究自然不可陷入悬浮状态。潜心于自身的学科建设，倒也不必急于建构大堂屋、大体系，而是集数十年来的理路和经验（包括教训），先从不同角度归纳并深入探讨当代人在文学方面遇到的共同问题，依此照亮文本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也依此熔铸出一些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研究当代文学无法回避“当代性”这一理论话语。人们惯于把已经发生或正在出现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都冠以“当代”。但“49年以后”的说法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流行的“当下性”也只能说明现况而难以吸纳与凝聚散金碎玉。任何时代都会使那个时代的文学染上独特的色彩。“当代性”乃是当代文化思潮、思维活动、精神状态和社会现实人生的一个整体的、汇合的、深刻的文化结晶品。“文学的当代性”也就成为对当代文学的精神现象进行理性归纳的一种知识形态。据个人的观察与体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种“当代性”在中国文坛上，至少突出表现为下列性征：（一）文化错位。一方面西方话语充满了强势性、殖民性和支配性，另一方面人们又将“西方”过分理想化、浪漫化和神圣化，从而在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中过分淡化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摇摆于排拒与拜倒、抱残守缺与仰赖异邦之间的文化错位，更使价值取向的自主和思想精神的独立显得分外重要。（二）过渡形态。今日之中国依然是过渡时代的中国。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都处于过渡状态。进取的胆力和实验的精神常常成为文学的生命之轮，“圣徒”与“浪子”们都为之消耗着心力和才情，成功往往以惨重的失败为代价。新的并非一切都好，但一切好的多半是新的。因此，真正的“当代性”将不是集中在任何可行性的实验上，而是更有效地把文学才华集中到艺术创造上。（三）心理冲突。敏感和智慧的文学家与批评家，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带有普世性的时代的心理冲突并诉诸于文学研究。诚如哲学史家施太格缪勒所言，越是当代，那些旧有的“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⑨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也以置人的灵魂于险象环生之中而激发着作家们的焦虑与想象。“形而下”的生存物欲和“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冲突，加强了心理的紧张度。“火浴”的大磨折和“求索”的大痛苦，使中国人“长于史而短于哲”的传统⑩开始得以当代性的改造，尽管远远不足，但“形而上”的寻觅和文学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正以一种辩证的“突变”方式生长起来。（四）开放态势。在世界已不再阻隔和整个文化要求“和平建设”的当代，文学要向全人类的思维、思潮和智慧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向政治、经济、科技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开放。当代文学自然会更富灵气地既在历时性上与过去对话，又在共时性上与“他人”对话。“纵”“横”两轴的互动，决定着它的沧桑感和超越感。而一些“前沿地带”、“荒野地带”、“交叉地带”和“中介地带”的裸露，为创作与研究提出了众多新课题，也检验着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透视力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