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2-0117-06 1983年，福柯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能早一些了解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能及时了解的话，我就能省却许多工作，不说许多傻话，在我稳步前进时会少走许多弯路，因为道路已经被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了。”[1](P493)福柯表示，他的工作与后者的是“两种很接近的思想形式”。福柯在此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即马尔库塞、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等人，而不是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在此，笔者力图对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审美功能观点上的异同做一些梳理。 一 综观福柯的著述，可以看出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少接近之处：对异化现实的批判、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审美功能的强调等。而且，这些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异化程度越深，审美改造的任务就越紧迫。 法兰克福学派因其社会批判的犀利、中肯而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福柯则以对权力的细微揭示而名闻遐迩。表面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将矛头对准的是当代的技术统治，实际上，启蒙才是他们真正要清理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认识到，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代。并且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政治或经济因素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这就是将“技术理性”与“消费至上”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 马尔库塞吸收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和本体论阐述，将它扩展为社会批判。他对当今社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单向度的人》一书。他认为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2]他深入地探讨了科技的意识形态职能：科学技术并非仪器的总和，而是具备政治功能；技术建立了新的、更有效的、更赏心悦目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形式；人们在舒适地享受商品时丧失了自由，成为丧失批判功能的单面人。这样，技术的全面扩张造成了没有否定性的单面文化思想，社会也就成为新型的集权主义社会。 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是自觉地运用科技成就，而是成为科技的奴隶。但是，完全抛弃科技，回到卢梭式的自然状态，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明智的做法就是改变科技的性质和结构，而不是拒绝科技成就。可以说，相比海德格尔对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眷恋，马尔库塞的态度更为实际。毕竟，现有的科技成就可以是人类进步的基础，“人类对于物质缺乏和对自然所进行的盲目征服，提供了一定的物质的、历史的基础，使得人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理性和自由转化为现实，哲学所探求的抽象的、普遍的终极目标，现在可以转化为历史的真正主体。”[3](P153)因而，对于他来说，人类解放将是利用科学技术，改变它的性质。 相比之下，福柯不是批判科技，而是指出权力的危害：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机体的每一处角落，而且麻痹了人们的神经。福柯对“规范化”(normalization)的分析，将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一一揭破，可以说是发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马尔库塞曾将西方当代只有物质需要没有精神需要的人形象地称为“单面人”，福柯则指出权力“深入肉体”。两人对科技和权力的分析，都超出了阶级分析。福柯对启蒙的理解和阿多尔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既看到了启蒙对理性的过分颂扬，也看到启蒙的实际后果。福柯认为，启蒙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来规范人们的思想，以排斥差异；从实际后果讲，它制造了一大批新型机制、学科来规范人们的生活。福柯以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为例：这是一个环形建筑，中间是中心了望塔。环形建筑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囚室，犯人之间不可能交流，犯人也不知道是否正被监视。久而久之，犯人就无意识地看管自己，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福柯进而指出，“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4](P33)就是说，规训并不限于监狱，它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工厂、学校、军队、精神病院成为与监狱最为相似的地方，乃至整个社会奉行“监狱体制”。 福柯一再指出，权力不仅压抑，而且制造。传统的监禁通过限制、处罚罪犯来达到目的，可能使得罪犯产生逆反心理，给社会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现代社会表面上看来更文明、更人道，实际上更可怕。它从根本上扼杀了对立面出现的可能性，“社会成为一个规训性社会正在于这样的事实：规训不产生对立面”。[5](P170)或者说，社会不再需要以暴力来对付异类，在社会的“规训机制”之下根本就产生不了异类。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福柯没有赞扬民主制度的优越，而是充分发挥着哲学的批判精神。 福柯并没有一种普遍的权力理论，他注意的是细节的、微观的权力运作，称之为“微观物理学”。实际上，权力分析停留在国家、阶级的层面太久了，对个体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对权力的微观分析，正是福柯的独创。福柯不是从宏观的理论入手，而是诉诸于我们的体验。他揭开了监狱、精神病院的一角，让我们看到当代文明中的“奥斯维辛”。 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革命失望之后，无奈地转向了审美改造或者说心理革命。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念，使他不可能提出一种普遍的政治理论：既然权力不是阶级、集团、党派意义上的，那么革命既失去了主体，也失去了对象。唯一的选择是：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去反抗它、抵制它、以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有限性既缘于外在的制约，也缘于行为者已被规训的事实。所以，福柯绝对不会设想一场经济或政治革命改变“规范化”的现实。他甚至也不相信心理革命——任何“革命”概念都是宏大叙事，都是值得怀疑的。他提倡细微处的反抗：一种不寄希望也不绝望的反抗。这种反抗因其细微而一向被忽略，却是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这种细微处的反抗，毕竟还是心理改造，或者说他与法兰克福学派是英雄所见略同，也许这就是福柯“道路已被打开”说法的缘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