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文艺政策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相应调整。此种调整既体现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相关论述中，也体现在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相关阐释中。毋庸置疑，文艺政策的相关调整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与可靠制度保障。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理论、批评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置身于新时代，如何才能使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批评话语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众多学者已从不同方面对此做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十分难能可贵的理论探索。为了避免重复，笔者拟围绕“如何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这一话题来谈谈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这一问题的粗浅认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再次证明：文学是时代风雨的晴雨表，它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清明政治、正确的文艺政策等的强力“支撑”；文学的繁荣不只是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繁荣也不只是理论的繁荣，文学的繁荣还是批评的繁荣。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无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多么异彩纷呈，也无论精神分析、形式分析、新批评、生态批评等批评流派如何争芳斗艳，我们都必须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所谓“在场”，它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能够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批评能够始终起到引领性作用。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不在于观念层面的共识，困难恰恰来自于如何才能把它们具体化。鉴于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就它们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整体性问题作扼要论析，进而才能提出有一定针对性的策略与办法。 总体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平衡”问题：就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言，存在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文论的相关研究与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文论的相关研究不平衡问题；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不仅存在着它与其他批评流派研究的“不平衡”问题，它自身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问题。 首先，由于对何谓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理解与把握上的不同，历史上形成了林林总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研究者个人旨趣的不同，由此导致了相关研究的时代偏好与理论关注点的迥然相异。具体而言，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尽管已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译介及研究论著的问世，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文学思想的相关研究仍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一，研究者对原有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完善、丰富、拓展、深化。比如，在此前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等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再比如，在此前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以及“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本性的主要方面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等。如果从理论问题提出的现实针对性与原创性看，尽管“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这两大理论命题自1999年以来再度引发各方争论，但其重要性已不能与1980年代相提并论。其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留下系统性、体系化的文学理论论著，但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作为世界观与方法的理论，还给我们提供了具有理论标识度的文论概念，比如，“艺术生产”“不平衡”“莎士比亚化”“席勒式”“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等，19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理论界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比较集中、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从研究队伍及研究成果看，1985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已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文论，而对经典作家文论的相关研究则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平衡”乃至“失衡”问题。此外，按照理论界的习惯用语来表述，四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还呈现出另外一种总体状况：1985年之前呈现出“苏联化”特征，1985年之后则呈现出“西马化”特征。换言之，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总体上呈现要么“苏联化”要么“西马化”的特征；它们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还十分缺乏“中国特色”，还十分缺乏标识性的理论范畴、话语体系等，这是另外一种不平衡的表现。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居于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如果生搬硬套相关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最终不仅不会产生充满生机的创新理论，反而只会催生出杂乱无章的“拼盘”理论，最终不仅不会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恒久“在场”，反而只会导致它的永远“离场”。这是我们目前面临最为严峻的理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