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2-0098-04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的交汇点。当此之时，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生活都发生了显然不同于以前的改变，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与文明的论辩也空前醒目，文化视角倍受关注，传统文化资源在被重新梳理后得到新的认识和整合。在这种氛围中，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认真探讨跨世纪文化重建的必要性及前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既成的事实 关于全球化，或许不是什么全新的话题。至少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从而使东西两半球达成文化意义上的结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如此说来，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新全球化”。李慎之先生认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等，但都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所引起的冲突和磨擦。而现在，我们分明清楚地看到了跨国界、全球性力量的滋长，全球性问题正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坍塌到1991年苏联瓦解，再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及随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可以说正是这种“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显著标志。 全球化是一个综合谱系概念，除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外，还有其他种种全球化，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此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猖獗，乃至垃圾处理等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早在1992年就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危机不同以往。一方面，就危机的范围和程度而言，具有世界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就危机的根源来说，它不同于以往由天灾人祸等非健康原因所造成，甚至可能源于人们美好的愿望，如为了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开采资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竭，或为了增强家族或民族的实力而多生超生子女从而加大了地球的人口负荷等等。总之，人类为了自身的暂时利益而从事的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多把主体的设想强加给对象，使得本已脆弱的环境与心灵变得更加险象环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身。 由此可见，尽管后工业化时代把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普及到了全球，最大可能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地步，极大地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拉大、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升温、民族主义与文化磨合凸显、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加剧等全球性问题。截止目前，人类既未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新近开辟的种种可能性。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度的提高，牛仔裤、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等连同海洛因和爱滋病一起狂飙突进般传播到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既有的人文准则和理想信念被颠覆，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失落和目标混乱之中。这就是人们业已感到并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全球性文化危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以不断扩展物质消费为主导的发展理念，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结构，而且对“生物圈”也构成了威胁。人类的危机在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以及人性中的贪欲。数千年来，人类一直把自身以外的一切都当作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认为，“环境”一词来自这么一个信条，即存在一个中心，而中心就是“我”。人类从来都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宣扬“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主宰世界”。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也认为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甚至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发扬光大了的人道主义，也主张人是高贵的，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正是这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心态，统治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每当取得一点进步，人类便陶醉在“人定胜天”的自我欣赏之中，仿佛在人类面前，没有不能征服的对象。人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引向了困境。 “同化”或“异化”：当下中国文化的困境 世界文化面临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具体说来，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陷入了“同化”或“异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观念上的误区。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商业文明”的转型。长期以来，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即使是在都市，乡村文化也常常通过人们的日常习俗、审美爱好、语言方式等显现出来。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包围着我们的是浓郁的城市文化气息。在众多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影视片中，充溢着眩目的霓虹灯、瀑布似的彩挂、蠕动的车辆，人不过是城市之光的投影。在小说中，城市被描绘为卡拉OK厅、立交桥、麦当劳等现代空间物象的快速移易以及幽灵般飘忽的人流。这种现代生活造成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惯性使人对往常日复一日的刺激已不感到新奇，现代人已从传统和理性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直接感官刺激的接受者，既不对事件意义作更多的思索，也不就价值选择作理性的判断，个人经验与当下快感成为时尚。这种娱乐性、消费性城市文化的兴起，无疑给历史进程引入了一种新的激素，它消解着既有的一切，同时又以其巨大的包容性，通过兼收并蓄，熔铸着新型文化——广告引导人们如何消费，电影劝告人们及时生活，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现代规则与传统道德、世界与本土、皮尔卡丹与中山装、西餐与中餐、西方芭蕾与东方歌舞，都成为城市文化橱窗的一部分同时陈列在人们的面前。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换言之，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现代都市文化所遮蔽，相反，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再创造中，在城市族群回返自然、寻求精神家园的渴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在粉碎西方文化霸权同化本土文化神话的同时，本土文化中的诸多异质因素也不容忽视。层出不穷的历史片、庙堂音乐、仿古建筑，以及兜售旅游纪念品的仿古宫廷侍者，已使被复举的传统文化完全改变了内涵，在现代文化渗透下，它们不过是“无底”传统的某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