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男，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哲学所中外人文思想研究执行主任。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Irvine)和德国蒂宾根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反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精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美学、文论、当代文化批评。 杜：后现代主义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也有人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尚不能说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金：我在多种场合都听到过这种批评，包括外国学者也向我提出这样的质疑。我想，提出这一疑问是源自于我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观念，即认为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况。这在某种意义上大致不错，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的发展程度制约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但注意，是“制约”而不是“约定”。 这里我小心地避开了我们经常将其与“物质”相混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现实”。在我们汉语语汇里，“现实”是“幻想”的对立面。“理想”也是现实的对立面，但与幻想有所不同的，它是有“道理”的观念。所谓有“道理”是说，它在想像中展现了那潜在于现实之内的东西，按“道理”它应当成为现实、将成为现实。与这样的“理想”一词相比，“现实”所表达的意义就单薄多了，它是一个可感的对象，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验证它。不过在浪漫主义政治家那里，现实只有在他的头脑里才能验证，而他却以为在其他人那里也一样，现实与理想、与幻想都一样，都可以叫现实。这就是我们多年以前的现实主义。这个另当别论了。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汉语的“现实”过于实在，接近于物质。而在德语里，“现实”是Wirklichkeit，意思是发生作用。既然有作用发生，那么这个“现实”就是从过去走来的现在，和走向未来的现在。您瞧，这是一个多么意蕴丰满的术语呀！ 杜：您曾经谈过“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命题的理论“现实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是想说，中国的现实无论是前现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可能包含着为后现代理论所指称的东西，而不论它是否已经足够地后现代。 金：后现代主义，我们都知道，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至80年代中期达到其鼎盛的一个哲学文化思潮，当然该词的历史远可溯及19世纪70年代不列颠画家John Watkins Chapman对它的使用。不过，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所有的“思潮”都包括着“思”与“潮”两方面的内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不例外。我不否认其思潮性，但我更看重的是其思想性，看重它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理念对于传统人文学科及其基本信仰的挑战。作为一种思想，因此，它不可能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与传统相接契，并可能通向未来，也就是说，它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与人类相始终。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命题的理论合法性还在于后现代性可以作为一种对中国现代性的批评视角，一个理论规划的视角。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开始被动地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用流行的术语是资本的“全球化”。今天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中国的现代性运动是由西方世界所发动而推向全球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部分。既然现代性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作为进程的历史事实，那么反思现代性，检视现代性在中国之实现的历史，其得，其失，不是同样合情合理的吗？现代性绝非如启蒙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只要其被施之于行动，其偏离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甚至可以说，反思现代性未必要等到彻底现代性以至于过渡现代性出现的那一天，或者干脆说，现代性在其诞生之日，假定有这么一个绝对起点的话，即意味着后现代性的必然以及合法性。 “现实性”当然表现为一定的“事实性”，就是说，“后现代”就其作为一种理论而言永远有事实基础，无论在哪个时代。 杜：这就是您写过关于孔子与后现代主义的专论的出发点吗？ 金：我的论文和郝大维的中译文均出现在《差异》第一辑上，这是河南大学支持的一份人文思想研究丛刊。后现代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这在中外学术界基本得到了承认。相比较而言，倒是后现代性与当前中国的现实有无关系，争论要激烈得多。我赞同一种说法，中国正在被全球化，那么后现代即使作为西方的东西也在化入中国，它不是寄居、客居，而是很快就改变了客居地的文化。这是从总体上说的。而至于哪些是后现代现象，这就很难说了。 杜：您在90年代初曾论及文坛的几位“新写实”小说家，并将他们与王朔一起概括为“后人道主义现象”。 金：那时我比较关心当前文学创作。我注意到这样一些作家如刘震云、池莉、叶兆言等，他们被称为“新写实”小说家，他们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方式阐释现实：现实中不再有理想的成分，现实中的众生不再有豪气、英雄气，而且这才是本色的现实。池莉好像最突出，她把这样的现实写得很温馨、很有人情味。她大概至今仍保留着这一思想风格。我把这类东西说成是“后人道主义”。这是针对传统人道主义说的。这个人道主义可能叫“人本主义”更确切一些。英文中是两个词，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 同时，也有人把以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人的实验牲和先锋性小说描述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们可能不见得同意。他们的作品确实呈现出新的面貌，我看，根本的不同在于，现实主义文学是“言意相称”的文学，通过一定的形式、技巧要表达一定的内容，其间联系比较直接，或者即使有曲折，也不是不可以把握。而余华等蓄意破坏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创造一种人为的“言不尽意”。例如，马原那个“叙述圈套”，就是考验读者的阅读理性。重新放大传统的“言不尽意”就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个突出的后现代性文学追求。德里达的《文字学》很复杂，不过用我们中国的思想来表述也很简单，就是“言不尽意”，他还怀疑“意”的确定性，我们的“言不尽意”论也包含有这个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