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司。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第三十章 在俄罗斯精神中有一种特征，能够把俄国与其他斯拉夫民族区别开来，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恶棍的自私，也没有为了获得别人的谅解因而归咎自己的伪善态度。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 赫尔岑(1812-1870)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如果用一个意象来形容赫尔岑，恐怕没有比“警钟”更合适的了。他的充满思想力量的文字，就像洪亮的钟声，越过千万里的空间阻隔，回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回响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他要用尖锐的声音唤醒沉睡的俄罗斯。1857年，他创办了《警钟》。它被大量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他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①。他打破了俄国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革命者的热情，曾“在俄罗斯革命史上起过不平凡的作用”②，用列宁的话说，因为这份杂志，“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③。他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将人从悲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价值和尊严。 赫尔岑是一个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用实证主义和科学思维宣传社会主义。高尔基说：“赫尔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差不多四十年间不断指出并且评价了形形色色的俄国生活现象。”④其实，赫尔岑之所以至今还令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他的伦理精神始终是伟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认真体会自己时代的苦恼，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使面对最高的宗教权威和强大的世俗权力，他也毫不畏惧，总是表现出决绝的反对态度。虽然他的有些认知和思想业已过时，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都落了空，但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的从人格和政治上解放人的追求，以及他表现自己精神和思想的迅雷烈风般的文字，却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身份与境遇：压力下的反抗 身份与境遇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意识。考察赫尔岑的境遇，可从两个层面着眼：一是家庭生活层面的个人身份和生活境遇，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前者主要是指他的私生子身份，后者是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境况。不被尊重的私生子身份，会使人产生屈辱感和反抗情绪，而类似1825年12月那样的暴力事件，则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公民的社会意识，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认同感。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私生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贵族老爷与家里的女仆生孩子，是件并不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件颇为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过于严苛地进行道德指责，大可不必⑤。1859年7月，托尔斯泰跟女仆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名叫季莫费·巴济金的私生子。屠格涅夫也跟女仆阿芙多季雅，生了个名叫别拉盖雅的私生女。《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多夫的私生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卡拉马佐夫，也有个私生子，名叫斯麦尔佳科夫，是他奸污疯女丽莎生出来的。俄国诗歌“黄金世纪”的“首位先锋”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名叫布宁的乡村贵族和一位被俘的土耳其姑娘的私生子⑥。被视为莱蒙托夫之“先声”的诗人波列扎耶夫，是地主斯特鲁伊斯基的私生子，“这使他成为一个无相称社会地位的人”⑦。赫尔岑最好的朋友奥加辽夫是私生子，而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非婚生子女⑧。赫尔岑则是年届中岁的父亲跟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德国少女的私生子。他于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 正像在世界别处一样，在俄罗斯，私生子也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身份。托尔斯泰的私生子，终其一生，不过是父亲家的马厩夫和护林人。尽管屠格涅夫很爱自己的私生女，却无法让她在俄国体面地生活，只得将她送到巴黎，交由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来抚养。赫尔岑的父系属于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⑨。赫尔岑的父亲，也爱自己的私生子，但无力对抗严苛的贵族宗法制度，无法让儿子跟父亲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姓——赫尔岑，“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示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⑩。 被歧视的特殊身份，会给私生子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和对家庭与社会的信任感，内心充满耻辱感和自卑感，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和反社会情绪。在《谁之罪？》中，赫尔岑叙写了私生女柳波尼加知道自己身世之后的痛苦：“先是脸色灰白，随后因为害羞过度，脸上发烧了。”(11)著名诗人费特的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一位德国女性，由于他们的境外婚姻在俄国无效，费特“一直被官方视为私生子，直到成人后仍为外国侨民。第一次离家上学时，他才发现这一事实，这对于他是一种残酷的体验，之后他终生均在不懈努力，以获取俄国贵族的权利和父亲的姓氏”(12)。尽管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私生子这一让赫尔岑“处境有些尴尬”(13)的特殊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但是，他的极端敏感的自尊心，他对压迫的极端形态的反抗，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多多少少，都与他这特殊的身份，与他早年的伤害性记忆，与父亲在家庭里的专制作风——“家里人都怕他，枢密官也不例外”(14)，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849年12月21日，在一篇写于苏黎世的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我们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代呀！脑袋被搞晕了，胸口憋闷，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都令人感到恐惧，而不了解则更加恐惧，还会有怎样狂暴的事情发生呀。狂怒导致仇恨和鄙视，屈辱压迫着胸口……多想飞奔，想离开，想喘口气，想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消逝。”(15)这种极端形态的情绪宣泄，固然是直接受到“法国革命”失败等现实事件刺激的结果，但也与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境遇不无关系——从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夸张渲染和抒情表达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性格类型与文学风格，也约略测知早年的特殊身份和伤害性记忆对他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以赛亚·伯林也注意到了特殊身份对赫尔岑性格的影响：“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16)“反叛性”的形成，原因复杂，绝非一时一事影响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