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悬空”的基本含义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个无话可说的境地。虽然“后现代”、“新历史”、“后国学”、“新儒学”之类话语仍不时杂陈，但是就他们在哲学上依然在凭借他人和前人话语说话来看，就这种说话对解决中国文化转型，尤其是知识分子新的存在形态的有限功能来看，我以为这与无话可说并无什么差异。或者说，由于上述话语依然延续的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王国维、胡适这类国学大师的说话方式，这些说话方式仍在既定的思想现实里面打转转，其结果，也就不大可能给今天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道出新的积极内容。而“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显然来自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切身感受：我们既不满于无话可说，也不满于再用或再等待什么西方话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更大满于在材料和知识意义上对“国故”的收集和清理。因为在清理和收集背后，思想和精神永远是首要的。 于是，“悬空”这个概念正是在我们已失去一切既定的思想和精神依托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但“失去依托”这个概念还代表着某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其潜台词是在“寻求新的依托”。这正是80年代甚至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维形态。其背后，是不堪于“依托”的“失去”，是难于忍受失重的“空虚”感，是再渴望一个什么新的理论来再次“充实”自己。于是每一次“充实”的“异己性”必将意味着我们还会面临“空虚”。这已经从80年代各种思潮的更替中得到证实。由一次次“充实”和“空虚”组成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贫困的精神景观。这个时候提出“悬空”，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与商品化社会里追求世俗快乐中的平庸化倾向保持距离，也不仅意味我们现在必须中止靠说西方话语和中国传统话语来解决我们精神安顿的双重企图，更主要的，是我们必须告别80年代知识分子拥有西方话语，来“启蒙”中国大众的所谓“充实”状态，开始对那种既轻松又沉重的“批判”实施批判，并在其中终止这种“充实”与“空虚”的季节性循环。因此，“悬空”作为今天知识分子的一种主动行为，颇类似于田径运动员在“起跳”时对“地面”的拒绝——他将原本难以忍受的“空虚”转化为对这“空虚”本身的拒绝，因为这“空虚”的实质，是围绕人类一切既定的文化和思想果实运行的，甚至就是人类既定的知识结构、中国文化体系已濒于衰竭的组成部分，对“空虚”的拒绝，就是对那些不再能武装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灵魂的既有思想成果的拒绝。虽然在“空”的意义上，“悬空”与“空虚”很容易混同起来，其不踏实感，也很难被在既有地面寻找思想成果的中国知识分子果敢接受，但这种疑虑正好将文化转型的艰巨性，以及90年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形态上的大幅调整的不适应性，恰到好处地衬托出来。它不但反衬出80年代知识分子那么容易掀起西方某某思潮热的廉价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会体验到：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的诞生，本身就与其何以会诞生的那个无形的否定性“悬空”密不可分。而且，不经过这段“不踏实”的悬空阶段，老庄又怎么会说出那个充满意味的“有生于无”，我们今天又怎么会生成新的“有”呢？ 自然，老庄那个能产生万事万物的“无”，那个能使天地分开的无形之“道”，与我将“悬空”规定在人的精神文化的生成运作中，其逻辑起点似乎大相径庭。但这种大相径庭，似乎并不影响两者在展开过程中的相似性。即：对地面的拒绝造成的“悬空”，是为了落在一个有价值的、新的点上。“悬空”虽然内含“目的”，但她本身还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抛物线，对地面的拒绝——悬空——新着陆点，是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本体过程，而且带有无可辩驳的必然性。——既然“悬空”，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历史。人类历史是这样，中国文化是这样，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是这样，作为其中成员的我们每个个人也是这样。这一个新着陆点虽然还未诞生，但是她已经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被我们以审美形态孕育着，保存着。“悬空”状态不仅就是知识分子的审美状态，而且相对于那个迟早会诞生的“着陆点”来说，“悬空”也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激动人心、更有劲的存在形态。打个比方说，如果儒学是在孔子那里被集大成、被较为完整的外化出来，那么，在孔子之前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某种意义上就可理解为“悬空”，这也是夏、商、周、战国比先秦两汉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充满审美意味的缘由。儒学是如此，任何思想的诞生都是如此。但是直到今天，“悬空”才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告诉我们她比具体的思想结果更重要。或者说，“悬空”是使一切思想得以诞生的那个“思想”，由于她的潜在性，所以她又是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尤其是被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忽略。如果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状态上与80年代知识分子应该有所区别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这种潜在的、悬空的，在否定西人和古人话语的基础上追思和积累自己的话语的状态，就是我们不仅应该安于，而且应该已开始感到充实的状态。“安于”的意思是：既然“悬空”是一个抛物过程，既然对地面的拒绝蕴含着对整个文化和知识结构的拒绝，其力量之大造成的“悬空”可能将持续到21世纪，甚至更久。这样，急于追问那个新的“着陆点”是什么，或由于追问的困难而放弃“悬空”可能都是不明智之举。这意味着，你将打破这个必须的“抛物”过程，在放弃自己的责任后准备坐享其成，你既然不适应这个必要的“悬空”过程，你也不可能适应着陆之后的新的精神文化形态。或者说，这新的精神文化，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就是这“悬空”状态本身。既然人类的诞生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人类实现文化、精神和知识结构的大幅度的转换，几十年的时间恐怕是至少的，这也意味着，思考90年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起码也是在思考着未来知识分子存在形态的某种“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