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21)04-0078-12 罗兰·巴尔特与佛道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经常引用《道德经》和禅宗公案，参考文献和注释中也有佛教书籍，如瓦特(Watts)的《佛教与禅》(le Bouddhisme zen)①，佩尔谢龙(Maurice Percheron)的《佛陀与佛教》(Le Bouddha et le Bouddhisme)②。中国也有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发表相关论文，进行了一些梳理，勾勒出大致的线索。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比较简单的理论概念的对比，以及对巴尔特引用的佛道文本的一些评论，不够深入，尚需细致深入巴尔特的思想、写作和生活的风格，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巴尔特与佛道关系之间的联系，看清佛道思想如何影响巴尔特，同时看清他究竟如何理解自己心目中的佛道。 一、意义的聚合关系及其破除 佛学和道家的共同点在于破除价值观的迷惑，各地佛寺的匾额上都有“见平等相”的题词，而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齐物”思想。在巴尔特那里，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就是“中性”(neutre)，这也是1977年至1978年，他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授课程的名称。其在《中性》开头就说：“我把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paradigme)，或者说，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都叫作中性。因为我不给一个词下定义，我命名一个东西：我在一个名目之下汇集这类东西，这个名目就是中性。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之间的对立，我为了说话，为了产生意义而显现二者之一。”③此思考的来源当然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的聚合关系。语言的意义源自差异和对立，“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相区别的特质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差异性造就了特征，就像它造就了价值和单位一样”，“两个符号之间只有对立”，“整个语言机制都基于这种对立和它们所暗含的语音和概念之间的差异”④。而当我们说出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时候，就必然有潜在的另一个词语或句子与它相对，这个对立关系是意义得以存在的条件。 不过，巴尔特真正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异和对立，而是价值和情感上的二元对立。类似音位学上的对立等语言学形式上的对立，如b和p的区别对立等只是他介绍相关知识的例子而已。他真正关注的是形容词，或者可以引发我们情感的名词，所以也还是会与形容词紧密相连。我们看到，在他生命最后两年所授的“中性”课和小说的准备课中，都对形容词发出了强烈的挑战，因为所谓形容词反映了我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情感。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援引他的好友、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理论。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讨论了对于人类来说意义生成的基本结构：二元对立。任何意义都是最初由一组对立义素产生，两个对立义素分别位于一根轴的两端，格雷马斯称之为“语义轴”。在任何意义结构中，都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 S1←→S2 它们之间是绝对否定的反义的关系。如： 白←→黑 大←→小 每一组对立项都拥有一根共同轴：前一组的语义轴是彩色的缺席，后一组的语义轴是连续体的度量。它们位于所属语义轴的两端，是反义的关系。如老子所言：“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切意义都依赖于其对立面的意义，不能独存。每一个对立都构成了语义的轴线，它们共同构成了意义生发的区域。这在汉语的构词法中格外显眼，如：高低、上下、生死、左右等等。⑤ 这个结构最重要又不为一般人所注意之处是，这个对立是先验的结构，我们心中之所以有这些对立的意义，并非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客观的高低、好坏、长短，这种价值结构不是从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纯形式的，可以进行逻辑的推演。所以格雷马斯把它命名为“矩阵”，因为它可以像数学公式一样推算。语言的这种性质令巴尔特深感厌恶，他在获得法兰西学院教席的首次公开演讲中说道：“语言结构，正如在所有言语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即不是反动派，也不是进步派；它纯粹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不是让人不说话，而是迫使人说话。”⑥从《神话学》开始，巴尔特就以各种方式挑战语言和社会文化所发出的强制性命令，并寻找从中得以跳脱的时机。他称之为“符号破坏学”(sémioclastie)⑦。但这种破坏和挑战并不容易，几乎可以说注定会失败：“在我看来——我用全部固执的情感坚信语言是很悲壮的东西：我跟语法抗争，从中获得乐趣，因为这种抗争赋予我一种悲剧性的生命……”⑧在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对道教和佛教(尤其是禅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佛道修行人所挑战的就是价值观，所谓滚滚红尘，即是价值在人心的影像，须打破此幻想方可见真。 《中性》对形容词的反思和质疑是这种破坏的延续。形容词是反中性的： 一方面，作为“修饰语”，它附加在一个名词，一个存在物上面，它“纠缠着”这个存在物：它是一种超级修饰语，一个定语，它是针对某物的，加之于某物的；它把这个存在物封存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固定的意象，锁定在某种死亡里(拉丁语épithèma：茔墓的盖顶，装饰物)。就此而言，它是一种强烈的逆中性，甚至是反中性，似乎中性与形容词彼此有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对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