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化与对话式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戚廷贵 通讯地址: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130021

原文出处:
文艺争鸣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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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我们反观、回眸文艺批评流变的轨迹,就会发现:文艺批评者是以角色化的身影出现,还是以对话的方式出现,常常同文艺批评的式微兴盛相关联。正当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我们把50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形成的角色化与对话式两种不同批评视界加以演示和评析,对于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界,不能不是一个饶有深意的话题。

      一

      文艺批评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一定的文化视界,对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读者、作家进行对话和交流,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文艺批评家的不同批评视界、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因而,任何时代的文艺批评家都有特定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文化观念,体现一定的文化和审美意识。

      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生产方式,它又不限于表达某一群体思想文化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每个批评者都运用自己的文艺观点、审美视界对具体文艺现象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论定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审美发现。每个文艺批评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即分工、职业、地位是可以不同的,他可以是工人、农民、个体户、企业家、经理、工程师、艺术家、理论家、部长、省长、总理、主席等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常常用不同的审美观点去评价文学现象,并对文学现象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文艺批评的正常现象。角色的不同,视界的转换,增加了文艺批评活动的亮丽色彩和丰富多样性。

      然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特别是新时期以前的文艺批评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是以职务、地位、身份确立的,这就造成了文艺批评的“角色化”。“角色化”的文艺批评,同批评者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职务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认同或完全合一;“角色”所承担的职务、所具有的义务、所处的社会地位,已经不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而是作为内在的自觉认同而体现在文艺批评的整个活动中。他的文艺批评活动与文艺批评的本意形成间离,很难将此作为他的文艺批评活动的构成对待。他所写的“批评”文章,他所发表的“批评”言论,已经从“他”的“自我”中剥离出来,沦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政治“对话”或对异己文艺理论观点言说者的“斗争”方式。

      文艺批评一旦陷入“角色化”的泥沼,文艺批评活动是很难进入正常的批评轨道的。面对各种复杂的文艺现象,“角色”不仅按照社会的政治斗争去思考,而且还要按照比他地位更高的“角色”言论、观点去思考;不仅要从“角色”社会地位的视界去思考,而且还要从政治上保全自我、发展自我的视界去思考;不仅不能讲他想讲的话,甚至还要讲与他相左的话。人们只要反观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所走过的踬蹶坎坷的道路,便会清晰地看到角色化在它身上留下的深深的痕迹:

      ——批评理论的“克隆政治”现象。

      在新时期之前,文艺批评理论与政治理论相攀附,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相“对接”,图解“上边”的文艺政治观点,这就造成了文艺批评理论的“克隆政治”现象。从这一角度上看,文艺批评的“角色化”就是批评理论的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政治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的文艺批评理论,其评判和审视文艺作品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艺批评理论的话语、概念、命题都视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引渡到文艺批评理论视界之外,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轨道上运行,服务于并服从于社会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因此,在阐释各种文学现象以及与一切文化形态的互动中,“角色化”文艺批评依恃政治的力量往往夸大自身的作用和功能,以至于取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尺度和视界,变成一种越俎代庖的僭越状态,使文艺批评理论演化为一种在评析和视野上都混同于政治理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建国以后至新时期以前“角色化”文艺理论的一种必然现象。

      ——批评实践的“骂”与“捧”现象。

      角色化批评实践活动,是“阶级斗争为纲”在文艺领域的具体运用或表现形式。角色化批评者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文艺领域里的争论都是阶级斗争的表征;在文化艺术界只存在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所有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要么是社会主义的“香花”,要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文艺批评的任务是浇社会主义的“香花”,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就形成了几十年“一贯制”的“骂”与“捧”的现象。想当时,角色化批评家们费尽心机地把《红旗歌谣》、《创业史》、《金光大道》乃至八个“样板戏”都“捧”上了天,抒写了那么多的“赞美诗”!至于“骂”的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事情,有多少文艺理论著作、文艺作品被打成“毒草”!“诗人死在批评家里”,我们把克罗齐这一句话用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批评家”对于各种学术观点、文艺作品的批评,变成了罗列人罪的审判式的拷问。“角色化”文艺批评一旦与政治权力相汇流,就会造成文艺批评活动上的“杀人”现象。到了新时期,角色化文艺批评变换了面孔,由围绕“政治权力”转向围绕“金钱”转,文艺批评变成了“货币”交换。“角色化”文艺批评一旦与金钱崇拜相联系,就会造成文艺批评上的新的依附现象。

      ——批评界的“斗”与“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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