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后期台湾社会的转型，内地化起了决定的作用，即由移垦社会逐渐转变为与中国大陆各省完全相同的文治社会，并与中国本部成了统一的整体。尤其在文化模式上，台湾文化已成为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日据时期比明郑、清治时期更值得重视。其文学发展除前期1895-1920年间的古典文学时期外，其余均为新文学时期。以台湾的新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可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台湾深远的影响。1923年，黄呈聪等人受“五四”精神影响提倡白话文，使白话文很快成了台湾人民书写的工具。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正是在这前后登陆台湾的。大批祖国新文学作品，亦随之渡海而来。在这种背景下，由台北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习的张我军，成了台湾新文学革命的旗手。他的评论文章有《文学革命运动以来》（注：《台湾民报》第3卷6、7、9号。）、《诗体的解放》（注：《台湾民报》7、8、9号。）等等。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诞生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推行“皇民文学”，使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受到极大摧残。1945年8月台湾光复后不久，国民政府全面废除日文写作，台湾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重新和祖国接轨，由此获得新的转机。较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既承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又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大陆赴台湾作家雷石榆在论争中首次把马列主义的新写实创作方法引进台湾，比30年代由台共主编的刊物《先发部队》等引介的“无产阶级文学论”，又前进了一步。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得到蓬勃发展，应从50年代开始。这时来台的大陆文人除国民党作家张道藩、王平陵外，还有自由主义者胡适、胡秋原等人。另有以余光中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些作家在大陆时期就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不过，这时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或曰“‘中华民国’文学理论批评”面目出现的。为了配合“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当局颁布了“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其禁书办法为漫天撒网。本来是严禁30年代左翼文艺传播，可后来扩大到凡是中国新文学作品差不多都不许阅读、研究，造成“五四”文学在台湾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只好走国际主义路线，其中最典型的是纪弦所制定的现代派“六大信条”（注：台北，《现代诗》总第13期（1956年2月）。），其中第二条云：“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一主张，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纪弦为此辩解说：“现代诗与传统诗是两种极端相反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诗是‘小儿’的诗，现代诗是‘成人’的诗。”（注：纪弦：《论移植之花》，收入《纪弦论现代诗》。）纪弦将现代诗说成是从零开始的，完全不考虑文学的传承关系，后来他作了部分修正。 来台后，继续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统治的胡适，不愿做一般学者，而要做蒋介石的“诤友”。他极力鼓吹在台湾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1958年5月4日，胡适借纪念“五四”为名重新扯起“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两面旗帜（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台北，《文坛》季刊第2号（1958年）。），和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主张相配合。对胡适所说的文艺“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台北，《文坛》季刊第2号（1958年）。）这类不利于当局统治的话，国民党无法采纳，由高级文化官员任卓宣（叶青）出面与之“商榷”（注：任卓宣：《论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文坛》季刊第3号（1958年）。）。 在高唱“反共抗俄”的50年代，许多从大陆迁台的作家和评论家，在政治上与当局保持一致，思想显得保守僵化，容不得艺术上的半点革新。在50年代最流行的是张道藩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文艺观”：“当前文艺所载的‘道’，除三民主义而别无他道。”（注：张道藩：《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台北，《联合报》1952年5月4日。）这里讲的“三民主义”，经张道藩扭曲为“以反共抗俄为内容的作品，即是三民主义的文艺作品。”（注：张道藩：《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台北，《联合报》1952年5月4日。）从这种文艺主张，不难看出以“反共”与“怀乡”为主题的50年代，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与文艺政策的混合，政治实用主义成了许多评论家惯用的批评武器，真正的学术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台湾社会西化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作家出于对“战斗文学”思潮的厌倦和反叛，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有了蓬勃的发展。在新诗方面，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主要不是通过正面的陈述，而是由文学上的“私人战争”体现出来。如洛夫对余光中长诗《天狼星》（注：台北：《现代文学》第8期（1961年5月）。）的批评（注：台北：《现代文学》第9期（1961年7月）。），以及余光中所作的反驳《再见，虚无！》（注：写于1961年12月6日，见余光中：《掌上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两人的“战争”无意中对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天狼星》作了共存互补的极为深入的“研究”。余光中另还有无论战色彩的实际批评。这批评虽然带有小圈子倾向，但对新涌现出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分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盛行和解读作出了漂亮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