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4-0039-09 小说作为修辞，隐含着复杂的认同关系。20世纪中期，在美国“新修辞学”兴起的浪潮中，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针对亚理斯多德“说服”①式修辞定义的局限性，明确指出认同是修辞的归宿，也是修辞的手段：“修辞主体可能必须在某个方面改变受众的观点，但只有当他认同那个受众的其他观点时才能获得成功。双方在一些观点上保持一致确立了一个支点，通过这个支点修辞主体才可能改变受众的其他观点。”②也就是说，要让受众认同自己的观点，必须以修辞主体认同修辞受众的某些观点为前提，由此凸显了修辞行为的双向交易性。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不仅明确指出小说也是一种修辞，“即使是最无意识和迷狂的作家，也只有当他们使我们加入舞蹈时才是成功的”③，而且发现了小说修辞的特殊性，那就是小说修辞交流的多层性与多维性。布斯对隐含读者与叙述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小说修辞认同分析层次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布斯也发现了小说修辞认同的多个维度：“小说中使我们感兴趣的、因而可以通过操纵技巧来获得的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认知的或认识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对‘事实’、真实的解释、真实的理由、真实的本源、真实的动因，或对关于生活本身的真实的强烈认知好奇心。(2)性质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要看到某种完成的型式或形式的，或体验某种性质的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愿望。我们可以把这种趣味称为‘审美的’……(3)实践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希望我们爱或恨、赞扬或讨厌的人们成功或失败的强烈愿望；或者说可以被动地希望或害怕人物性质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趣味称为‘人性的’……”④布斯虽然没有系统整合小说修辞的多层性与多维性，但其研究已经隐约指出了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基本框架。 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故事层的人物，叙事层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以及叙述层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都是小说修辞各层面的修辞主体⑤。一方面，他们是真实作者通过修辞建构出来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各自层面的修辞活动中，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修辞主体。人物主体(人物)、叙述主体(叙述者)、创作主体(隐含作者)这些修辞主体的建构，是小说修辞得以运行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影响小说修辞效果的关键因素。人物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认同关系，不仅是小说修辞主体得以建构与显形的路径，而且是与真实读者实现交流认同的坚实基础。从认同维度、认同向度与认同强度等方面对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修辞的多重主体间性，更切实地把握具体小说修辞的成败得失，更准确地评估小说文本的高下优劣。 一、认同维度与小说修辞的主体建构 与诗歌等抒情类文体中更注重个体性与细腻性的情感相比，作为叙事类文体，小说关于人的书写显然更为立体与多维。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作为社会化的存在，现实中的人必然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随时做出自己的认知、审美、伦理判断，其人格差异主要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各种认同或冲突表现出来。作为生活的折射，小说修辞中的主体与现实生活中的主体相似，不同主体之间同样会形成认知、审美、伦理三个维度的认同或冲突关系。正是这些认同维度使得修辞主体得以建构与显形。 (一)认同维度与故事层人物主体的建构 在故事层面，人物作为小说故事的载体，总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动物)的投影，具有一定的模仿性⑦。人物主体的外貌、服饰等外在物质形态，固然是表现人物特征的重要手段，但小说人物主体塑造的核心，还是其精神结构。而人物主体的精神结构，不可能独立地得到呈现。哪怕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如卡夫卡的《地洞》)，也存在着主体的裂变，也就是分裂成主我与客我。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或认同，不仅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而且使得主体的人格特征得以建构与显形。 人物主体精神结构的基础，就是认知维度的认同(或冲突)。人物主体不仅有天资的差异，更有后天经验阅历的差异与知识储备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人物主体的认知方式，成为人物主体显形的基础。《祝福》中“我”与祥林嫂关于魂灵与地狱的对话，显示出人物主体之间各方面的认知差异，而双方寻求认同的失败，正体现出各自认知的局限。《故乡》中少年闰土与少年的“我”及中年闰土与中年的“我”之间关系的翻转，同样与认知维度密切相关。少年闰土因为捕鸟的实践经验而在少年的“我”面前获得认知优势，而中年闰土的务农经验在“我”的认知体系中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以至于双方都只能保持沉默，认知的差异划定了人际关系的鸿沟。 认知维度是人物主体展开沟通的前提与基础，但并不一定是影响认同关系的决定因素。人物的感受模式与审美取向，可以说是决定认同成败的核心要素。少年闰土与少年的“我”之间，虽然存在着认知的鸿沟，但双方无功利的游戏态度，对生活的审美化观照方式，使得二者之间实现了感受的共鸣。而中年的“我”与中年闰土，对生活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由此也就没有了实现相互认同的平台。在解放区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土改工作队员与当地百姓之间，同样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异，但他们通过使用当地百姓的语言，认同百姓的生活方式与感受方式，由此获得了百姓的认同。沟通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凸显出人物主体之间审美维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