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2～0143～12 我在去年古代文论年会上提交的论文，提出了“后五四时期建设性的中国文论”的构想。①这是一个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时代思想、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因而是意蕴新新不已的学术话语。论文发表后有一些回应，本文趁热打铁，拟就上文所未尽之义，以及我继续思考的若干问题，补充申论如下。 一、所谓“后五四时代” 我在前文较多论述了什么是“建设性”，但是对于我所标举的“后五四”，为了避免大而无当，论文较为克制，集中讨论文学研究领域的时代区分意义。然而，不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看问题，就将“后五四”的意义说得太“小”了。我向来主张，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文学之重，不能承受思想之轻。看文学，应该放在文化史大脉络中，观水观澜。文论研究之“先立乎大”，即在于文化意识的重新确立。 其实，“后五四时代”并非只是对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随意概括而来的标签，当然，也不是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化的判定，而是基于近现代思想的纵贯的整体思考而来的文化观察，是具有自觉的文化建设目标导向，同时具有清楚的问题意识的一种思潮主张、思想愿景。因而，既不同于“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甚至“中国震撼”式的自信、单一、乐观、现成化或排他性，也不同于“转型时代”或“全球化时代”那样笼统、虚无与无根。总之，“后五四时代”是一项既有使命又有反思的命名，旨在探索思想可以达到的新空间，释放文化创造的想象力。 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文化建设目标导向，即：一，不以西学为标准，而以西学为参照，具有较为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充分挖掘作为文化资源的传统，以建立真实文化自信为建设目标。二，既自觉反思现代性的后果，同时又能自觉承受现代性的必然，并自觉认同现代性的某些价值，一种清醒而又复杂化的文化建设目标。三，一种能够与中西古今展开开放、细致、多样的深度对话，同时富有前瞻性的文化理想的建设目标。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五四”，其实不是一个政治符号，而是一个文化符号。 为什么既要认同又要反思?简言之，20世纪迄今，中国享受了科技文明、城乡发展、工商繁荣等社会现代化的好处，尤其经济崛起，给国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然而同样是现代化，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灾难频发、民族矛盾加剧、价值危机加深，因而现代性无疑是双刃剑。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变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因而，与五四不同的历史思想任务，即在于超越五四方案，开拓现代性之外的视野，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兼有反思与认同的辩证思路。这就是后五四的目标导向比五四更为复杂的地方。 所谓“后五四时代”清楚的问题意识，除了前文所强调论述的，是非与利害的问题上，更偏向于是非优势；学习与反省的问题上，更主张不废学习(向西方学习)，此外，主要表现在：一，在现代性的一与多的问题上，与“五四”不同，更偏向于承认多元的现代性，认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认同传统中国对于现代文明应有的贡献与可能的贡献；并且多与一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二，在现代文明的动力与秩序的问题上，不主张像五四那样一味破坏或破坏优先，不主张像五四那样社会发展的动力优先，而更多注重动力与秩序的平衡，互为因果，甚至注重社会发展之外的个人安身立命问题。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纠结中，承认理性的复杂性，同时，认同工具与价值的二重合法性，并试图安顿二者的冲突。四，在启蒙与正本的问题上，不主张或避免五四时代从启蒙到救亡，然后再到一元主体即国家权力的一元正当性，而更探求从建立与守护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即“正本”，再到个性(公民与知识人价值重建)，再到多元主体即道的权力正当性。②由此可见，后五四既不是躺在五四前辈们的现成思路上，拿来武器即用，也并非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的所谓“崛起的时代”，而是清醒与冷静地看到与五四前辈有诸多不一样的问题。 由此可以论作为今天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既然是多元的现代性，中国传统就必有其用武之地；既然“秩序”在现代与“动力”一样重要，尤其是心灵秩序，传统中国在这方面就必有其大助益；既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同等重要，中国传统也一定能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论古典中国的“文论”。治中国文论者，于是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与主动的激活意识。中国文论既是一项资源，思考中国文论的开发，就要在这样的大框架中分析问题，展开新的论述。正如钱锺书的诗“世变应须知药换，出新何由得陈推”所主张的那样，以一种变的眼光来回应推陈出新的时代课题。 二、阅读学与意义治疗——中国文论不只是学问，要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生根 我们说中国文论与当今的中国文化一样，赶上了完全不同于五四时代的一个新时代，即古老的中国文化再也不是已陈之刍狗与无味之鸡肋，再也不是革命与破坏的对象，而是在中华大地上重新生根并且是新叶纷披生长的大树，因而，古老的中国文论也面临着再生的契机。当然我们要继续发展精深的、学院的甚至象牙塔式、皓首穷经式的研究，这也是后五四时代学术研究进一步理性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同时，我们也要珍惜时代的新机会，重新完整理解包括文论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不只是空洞的学问，而且是生活的本身，参与促成中国文论的生活化、在地化与生命化。我在《略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一文中，已经从大文学观的角度，指出五四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的一个缺失，即过于“将文学只当作文学”，而忽略了“语文”“文章”，文章之“文”，即大文学应该有的其他社会生活功能，在古典文论中，譬如《文心雕龙》，“文学”完全是非虚构、实用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的。如果将史传、人物通讯、特写、日记、书信、地志、家史以及讲史、脱口秀等文字和语言活动，都视为文学现象，那么，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要重新书写。这里，我试从阅读与治疗的角度，再认识大文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