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1)01-0070-04 一、从文学到历史的重叠 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引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现代性本身相对于传统性而言，但它意味着很多悖论，它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改写，它经过了专门性和职业性以及不同人文精神的过滤，被中国文学作品模仿后而再次被改写。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完全被加以改写。这种对现代性的改写产生了中国文学自己的现代性，如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与先锋历史小说的中国式追求和古典化内容描写。直接作为文化因素介入中国文学、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外国文学，与被模仿而改写的外国文学作品，都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影响，而它们自己又是这种文化历史的一种表现。 现代性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凝缩的人类形象、久远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性并不是与历史和传统完全割裂、孤独地突然产生的，它是将人类几千年的追求压缩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而爆发出来的。现代性在20世纪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那种几百年的前现代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形象的刺激下才产生的。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行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它使中国文学避免了无谓的错误代价，并缩短了时间行程，同时在空间上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扩张性变异。西方文学在20世纪对于以往文学的压缩和对于未来文学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模式作出了现代性的参照，使中国文学不必花费过多代价就获取了对自己有益的经验。20世纪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情境，使中国文学有了获取外国文学和文化经验的可能和机遇，进而转换为一种历史动力，反过来又在历史中发挥人的本质性作用，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中国历史的跨越。 我们可在中国20世纪的整个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变、艺术转变、人性变异和文化寻求中，发现西方文学不断出现的身影，尤其在20世纪晚期愈益见出它的浓重。2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前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言志载道性质相一致，在这种变化中传达西方文明的信息是主要的，后一方面则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不相一致，它展示了一种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纯粹的艺术审美化诗学观念，而非中国古典的人伦政治化诗学观念。 受到外国文学直接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端，紧密地与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变化、中国文化思想、中国国民灵魂结合在一起，并诞生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功利化文学传统。西方文学在中国最早的出现，追随着鸦片战争的烟云飘来。20世纪初，在中国最早、最多介绍的，是批判现实主义。邓世昌和官兵们的身影，随着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轰然沉没在黄海的滔滔巨浪中时，人们企盼着坚硬的铁甲舰和沉雄的大炮轰鸣来护卫国门，但那时这一切都没有，于是出现了文化救国的声音。中国古典士人认识到，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打破文化封闭和文化自恋情绪，企图改革，于是出现了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文化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首先要用文化救人的灵魂和品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便产生了中国第一篇模仿西方人性声音的白话小说，郭沫若摧毁旧世界和旧灵魂的自焚烈火，开创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代诗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始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动形影相随，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随时能够择取那些对于中国现实最需要、与中国社会具有最直接现实关系的外国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中，针对文革期间对人性的摧残和破坏，强烈凸现的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大量偏重于人道主义的外国作品被重新介绍或强调。 这说明，中国的人性精神从20世纪初鲁迅的作品呼唤西方人性精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能与西方人性精神产生应和。这种人性精神的被唤起和主要表现，都由文学作为主体来完成，或者转移为中国文学作品，或者由西方文学作品直接表达。这种文学中的人性现象的转换和流程，表明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隐性动力之一。 那种追求纯粹艺术审美化立场的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性行程。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没有西方这种艺术哲学的影响，没有大批对于这种审美立场的接受、思考、追随、实施和改变者，便没有中国的真正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行程，也不会使大批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和艺术欣赏趣味同时得到改变。 二、纯粹审美身影的呼唤 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对中国已有文学、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绝对对抗和排斥，而是让中国现实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产生交流和对话，以融入并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进程，使中国文学在历史以及自身的现代性中得到解放，由载道言志的单一文化审美意识而变换出文学审美独立性和艺术自主性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