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内”与“外”(笔谈)

——拓展都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剑龙,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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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斯宾格勒在谈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时,阐释了城市历史嬗变的过程,“从最初的交易中心发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后,直到世界都市”[1](P360)。他指出了世界都市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文化到文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古典世界,是发生于西元前第四世纪,在西方文化,则发生于十九世纪。从这过渡时期以后,所有重大的心智决定,皆发生于三四个‘世界都市’之中,而不再由全世界来决定。从前,即使是一个小村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世界都市则已吸尽了整个文化的内容,那些古老而广大的土地,变成了俗不堪言的地域,只配以其剩余价值,来奉养世界都市中的高级人类。”[1](P30)斯宾格勒认为世界都市已成为影响和主宰世界的重要核心,世界都市已吸纳了世界文化的主要内容。无论斯宾格勒对于世界都市取何种姿态,他对于世界都市在人类文化与世界格局中重要性的分析,是切中肯綮的。

      都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同的界定,周制四县为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2](P711)夏制十邑为都:“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无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有十二师焉。”[3](P515)都市成为幅员宽广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大城市的称谓。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阐释可以作为参照,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4](P41-42)他强调了市民社会商品经济与工业生活的发展,与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都市与乡村、城镇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内涵,乡村文化的原始淳朴、城镇文化的浑厚单纯、都市文化的绮丽纷繁,都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域中的都市,又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色彩。都市文学是在都市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市民阶层的扩大、印刷业的发展、报刊业的兴盛等,都为都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随着乡村、城镇人口向都市的流动,都市文化又影响甚至左右着城镇文化、乡村文化的变动与发展,而城镇又往往构成连接都市乡村并将都市文化带入乡村的中介。

      在都市的发展中,都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成为都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都市文化影响并制约着都市文学的发展,都市文学则承载着表现着都市文化。汉学家普实克在《都市中心——通俗小说的摇篮》一文中指出:“约略在公元十三世纪,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西欧竟然几乎同时实现了文学的城市化。这就使得以新方法写人、以新眼光观察人的本质存在成为可能。中国宋元时职业说书人的作品话本和意大利十四世纪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均系环境类似、大致同代的产物,均系试图如实反映人生的同一体裁(都市小说)的代表。”[5]虽然北宋时期由于城市的发展与繁华出现了市民文学,但是作为以农为本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都市文学的发展并不发达,城镇文学、乡村文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市场。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乡土文学成为新文学的重要成就,海派文学、京派文学则成为都市文学创作的主要实绩,而作为都市文学重要部分的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则受到了空前的攻击与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下,不仅通俗文学被视为封建糟粕受到否定,就连以繁华都市市民生活为素材的海派文学创作也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文艺而遭排斥。在大唱赞歌的“十七年”间,《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农村变革题材作品,《铁水奔流》、《百炼成钢》等工业题材作品,都呈现出“文艺为工农兵”的气象,都市文学题材的创作显然被忽视了,除了《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等作品外,鲜见有影响的都市文学作品的发表。改革开放后,中国诸多都市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都市文学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观照,都市文学的创作仍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古华、高晓声、贾平凹、张炜、莫言等关注农村变革,汪曾祺、陆文夫、何立伟、何士光、叶文玲等关注城镇生活,李存葆、徐怀中、朱苏进、刘亚洲、周梅森等关注军旅生涯,都市文学仅仅在王蒙、王安忆、冯骥才、刘索拉、王朔、刘震云、池莉等作家笔下得到了较为生动的展现。

      在中国社会日益加快城市化都市化步伐的今天,在乡村城镇人口不断向都市流动的当下,在都市市民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加大的目前,拓展都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下述几个方面则不能不予以考虑。

      一、弃绝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多元化。长期以来,我们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新即旧、非进步即倒退、非香花即毒草、非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形成了文学创作单调的一元化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在发掘传统引进域外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都市文化呈现出一种日趋多元化的趋势,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经典文化与消费文化、纸面文化与网络文化,等等,构成了都市文化发展的多元趋向,都市文学的受众也层次多种多样。都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应该注重多元化,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并行不悖,传统文学与时尚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双管齐下。在关注主旋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时,也关心非主旋律文学的创作与探究;在努力追求都市文学创作的经典化中,也注意对于都市快餐文学消费文学的关注;在注重都市纸面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时,也不忽视都市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从而真正拓展都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二、加重通俗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分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加快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步伐,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努力走入民间,以非启蒙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大众文化的建设与研究。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中,通俗文学构成了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言情、武侠、侦探、黑幕、科幻等文学作品丰富了都市市民的业余生活。由于对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创作的批判与否定,长期以来就形成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真空状态,都市广大市民的文学需求得不到满足,以致于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段时期的通俗文学热,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等通俗文学畅销大陆,大陆的通俗文坛让港台通俗文学作家专美,西方通俗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具有极大的读者市场。著名通俗文学史家范伯群先生一再强调文学史应该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两翼齐飞的文学史,通俗文学不入史不入流的状态已逐渐得到改变。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尤其应强调发展都市通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继承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中,在借鉴国外通俗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中,不断加强与拓展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努力形成中国文坛通俗文学新人辈出、通俗文学大家出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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