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WENHUALUNZHENGDEJIANTAOYUHUIYING 孟繁华 主持人的话 谢冕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洪子诚 “人文精神”与文学传统 李书磊 “人文精神”的真实含义 旷新年 对“人文精神”的一点考查与批评 孟繁华 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 韩毓海 活力与困境 主持人的话 孟繁华 1995的文化合唱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我们不必夸大它的重要性，但我隐隐感到，在未来的时间表上，它仍有被反复谈及的可能，这里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我们文化论争的传统极其稀薄，自30年代起，文化领域的论争其实都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那里有明确的主流与非主流的话语系统和森严的“等级”关系。论争被政治发动起来，其结果必定以一方宣判另一方而告结束，政治的介入和统摄决定了它权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然而，1995年的文化论争没有这样的背景。确切地说，它是知识分子内部，因社会发展的转型利弊俱生的现实困扰所引发的一场文化争论。宽松的时代环境使各种观念都得以充分的表达，这里没有设置“裁判所”，亦没有戴黑帽子的“法官”，而参与者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般的相互“宣判”并不具有威慑性的“镇压”作用，“被宣判者”第二天即可披挂上阵还以牙眼。因此，撤离了严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大规模文化论争于我们说来还是第一次。那些在历次斗争中流行的诸如“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概念变得日渐模糊，并且丧失了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统一的力度或对“权威发言”的期待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预示了新的文化环境的生成，同时，它也预示了时下文化论争的复杂和共识的永久破裂。第二是指这场文化论争内涵的丰富性。论争虽然以“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新理想主义”等作为主能指，但它的所指是复杂而多样的：从思想来源上看，它是本土的“忧患意识”与“乐感心态”的冲突；从角色定位看，则是“文化英雄”与“文化白领”的冲突；从价值目标看，它是着眼于理想的乌托邦与认同现实的“辩护士”的冲突；从“知识——权力”的理论模型上考察，它又是一场关于“支配”的冲突；从姿态上看，它隐含的则是社会人格假想与“愉快意识”设定的较量等等。当然，它的丰富性内涵远远超出了这种“二元”冲突的概括。如果从深层文化心理上看，它又与我们的精神传统、文学传统等历史“知识”密切相关。有些问题虽然没有被明确阐明，但显然都被触及到了， 也正因为如此， 1995年的文化论争才格外地触目。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缺乏文化论争的传统，尚不大习惯对“多元”的尊重，专制式的甚至战叫式的檄文文风，仍时常与之遭遇。我们很少有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精神和勇气。瞿秋白当年曾反省知识分子的弱点：“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而今天我们常见的却是“每一个见解都是不动摇的”。凡此种种，对这场文化论争的检讨就构成了一种必要，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论争的健康发展，重塑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同时，由于论争尚未完结，故仍有“回应”之必要。这里刊发的谢冕、洪子诚、李书磊、韩毓海、旷新年和我本人的文章，表达的正是我们各自相同或并不相同的文化立场。 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谢冕 近期发生的围绕着文学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的一系列讨论，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二王之争”即涉及以王彬彬和王蒙为中心议题的思想文化论争，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已成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之所以说是“最值得纪念的”，是由于这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以它不具备任何权力加入或干预的色彩，以它纯粹的民间自发性而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的绝无仅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人都会珍惜这样一种民主性的萌芽。这表明文学正在以自行其是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考和愿望、不满和焦虑。文学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也许人们会为这次讨论的随意性、“无章法”、缺乏规范而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对于中国缺乏经验的人们是那么陌生，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未曾经历的一切已经使他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行事。在他们的经验中，居高临下或出言不逊乃是一种“常态”。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等使他们一旦行事便是“不平等”；从来没有受到尊重的言论行为一旦自由言论，亦不知如何尊重他人。于是我们看到的当前发生的这一场论争便是这样的场面：有时缺乏礼貌甚而恶语相向，有时缺乏学理而以偏概全，总之，表现为某种素养或仪表的缺憾。 也许，人们还为讨论涉及问题的驳杂和紊乱而头疼，这当然也应归咎于讨论的“无组织”。而这种“无组织”状态正是中国文学曾有而未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一经出现，虽窘态毕露却也不失“奇迹”。当前的中国正是这样，它的一切问题和弊端，都是由于它的这种初始性。 但重要的是，那种基于文学之外的需要而随意役使文学的“统一号令”已经消失。而且，更为令人鼓舞的还在于，即使重复那种驱遣的意图而人们几乎可以做到“忽略”它的存在。最近十余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曾经多次发生过重新指令文学的意愿或行动，往往以未能奏效或未能持久而告终。当然，如同80年代伴随着文学解放而孽生的负面效应曾经损害文学创作的健康那样，当前文艺论争中的欠缺冷静甚至粗暴，以及非学理倾向也损害了论争的声誉。但不论有多少弊端，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所展现的无拘束状态，依然是当今文学最动人的景观。 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以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清算为发端，自70年代末以至整个80年代充盈着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激情。这时期的文学的确展开了五四以来的新生面。由此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不论经历了何种曲折，发生了何等蜕变，但布下新文学种子的那注血脉始终不曾断流——不论人们把这概括为“启蒙”或是“救亡”或是其它什么——总凝聚着文学对于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承诺。由于近百年国运多艰，中国作家的这种使命意识便融入了浓重的忧患，还造成了新文学传统的悲凉和感伤的基色。这还仅就新文学传统而言，至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其中蕴含历代文人的对于社稷生民的咨嗟兴叹，更有无可比拟的动人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