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113-06 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存在三股取向鲜明的文化思潮：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激进主义是战争动乱时代的产物，它牢牢地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它“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植根于革命的、普遍的意识形态信条”[1](P59)。激进主义虽然具有某些历史合理性，但其认识偏颇与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激进主义在五四时期已是强势的思想意识，宣扬革命性的、整体的变革、否定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最能体现其在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在审美领域，激进主义不是着力于对创作进行审美的锻炼，提高作品的艺术欣赏价值，而是简单地将标语、口号塞进他们所谓的创作，以期达到宣传的目的。建国后，虚假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相互配合，在创作中宣扬盲目的乐观情绪，仅凭主观意愿塑造脱离现实的英雄人物；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们举着“厚今薄古”的旗帜全面否定文化传统，鼓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反映出浓厚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保守主义是激进主义的对立物，但它罔顾时代潮流，身处发生激变的时代却要固守成法、蹈袭旧路，不思进取，先天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不足以构成对激进主义真正的挑战；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帮凶，对其独立品质的研究长期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终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徐友渔认为自由主义的学理言说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梳理20世纪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听不到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是极不正常的[2](P272)。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特征学界也作出了相应的概括，有人提出六条标准，即：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崇尚自由、倾向进步和主张用白话文；有人作了更具哲理性的归纳：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化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在自由派人物存在类型的认定上，有人认为自由派有“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区分。这些论析对于我们认识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助益极大。 白润鱼在《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一文中认为，自由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的近现代。我同意这种判断。五四时期以胡适为首的学人群是这一思潮的体现者，他们以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的面目出现，扮演社会正义主持者的角色。“学衡派”态度比较激烈，但其文化立场却具有中间特征。20世纪30年代的“人权思潮”也是自由派掀起的波澜，其中新月派是这一时期自由派的中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0年代正是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倡“中间路线”的一批知识分子实际上代表了自由派人士的建国主张，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不合时宜地从沉潜书斋的自由派“观念人物”跃跃欲试地走向社会前台，发表文章、参与论辩，成为该时期正走向衰落的自由派中引人注目的“行动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宣告了中间路线的溃败，而沈从文也要为从“观念人物”到“行动人物”的历险承担现在看来颇为沉重的后果。总起来看，在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思潮虽然长期居于弱势，不时受到居于强势的激进主义思潮的蚕食、排挤，但自由主义的思想秉持既有人类本性的支撑，而且同样有深厚的文化之根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顽强生存的养分。五四时期胡适作为自由派的首领，也曾提出过自己温和的社会改良发展的种种方案，正如林毓生所说，只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汇聚在一起，缺少渐进改良的基本条件，才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激进的整体革命主张占得了先机[3](P3-10)。自由派人物虽然被战争动乱的社会极大地边缘化，却仍继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自己的各种意见，使这个因为战争动乱而显得十分落寞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不同的声音。 20世纪30年代曾经发生过左翼文艺界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左翼文艺界将后者定位为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敌对派，但细考起来，胡秋原、苏汶这些人，也明显带着鲜明的激进色彩，只是对激进派在文学审美领域内的表现不满意、有意见，表达出来之后引起左翼文艺界的反感，才进而引起一场颇为热闹的论争。正如晚年胡秋原在回忆往事时特别说明的，他当时其实也是一个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研究应当尊重历史，不能将一切与左翼文艺界观点相左的人士或者列入保守派或者列入自由派文论的范畴。在我看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够得上称作自由派的，除了胡适学人群之外，五四时期的学衡派，30年代的新月派及游离社会政治，潜心于创作的京派文论和海派文论也都带有较突出的自由派色彩，他们的审美取向更多地体现出独立不羁的中间立场。 在现代中国，自由派文论的存在说明，即使处于社会动荡、斗争残酷的历史转型期，思想文化领域仍然不是激进主义的一家天下，在复杂的文化生态中，激进主义因为固有的偏激易于成为攻击的对象，文化保守主义出于其保守的本性必会与之进行激烈的交锋，但保守主义抱残守阙，缺少现代学术意识，与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强烈的进步发展要求和由此汇合而成的历史潮流十分隔膜，不得人心，不能构成对激进主义的真正的挑战，因此，激进与保守之外自由派所表达的文化立场实际上起到了制衡激进主义的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中，我们发现，现代中国仍有一个多元文化背景，对现代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的除了儒家精神之外，佛、道文化也一样渗透进现代思想文化领域。 概括地讲，现代自由派文论有这样几个特点，这些特点都反映出持论者的中间立场。第一，反对激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陈、胡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檄文式的宣言，在私下讨论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时，胡适与陈独秀一样表现得异常激进，但在公开表达他的学理主张时却用了“改良”这个柔性的词语。自由主义者欲用温和的方式提出并实现其进步与发展的诉求。第二，思想方法上的调和持中。调和持中的论学方法本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髓，刘勰的《文心雕龙》便是在“擘肌分理、惟务执中”的学术自觉下完成的，并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周作人五四时期受激进时潮的影响，提出了颇得时人好评的平民文学主张，但不久后便意识到平民文学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老路，因而注意吸收历史上的艺术派与人生派这两大文学主潮中各自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形成了“人生的艺术派”的新文学建设思路。周作人肯定传统文学所体现的贵族精神，主张让新文学在普遍与真挚、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几个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层面上获得平衡的发展。类似的观念微调也发生在胡适身上，五四时期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而到30年代参与中国本位文化讨论时，便改用更富于学理张力的充分世界化的诉求与保守人士周旋。第三，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中国传统文论存在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两大主流，自由派文论无疑是属于信奉审美中心论一派的。例如，闻一多的文论强调文学审美的超越性与审美体验的独特性；重视理性规约下的审美自由。维护审美、强调理性与形式自觉是闻一多针对30年代文坛存在问题的有感而发，彰显了他的文艺思想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闻一多认为，艺术提供给人的是审美价值，要让人感觉到“美的暂促性中”那个被玄学家称之为“永恒”的东西——“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4](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