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70(2013)02-0016-10 一、点亮文化、做大学术的方法论实践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大量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境和思想维度，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文学研究注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和深化空间维度，展开了与中国文化特质相关的诸多空间要素；文学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这些命题和原理，都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共识。可以说，近年的许多引人瞩目的学术突破和建树，都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都是我在十几年前，开始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想象不到的。 大概在新世纪降临伊始，我曾经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我当时作了一个判断：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点亮文化，做大学术，是我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此后的努力，就是20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第一次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随之陆续发表了系列讲演、系列论文和若干著作。这些论文最近汇集为50余万字的《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 文学地理学思路的形成，并非拍着脑袋的空想，也非挦撦外来观念的皮毛，而是包含着长期学术实践中，上下求索、苦思冥想的心路历程。其实，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早就有所呈露，这一点也被学界的朋友指认出来了。不少同行认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学的视角之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也很值得注意。情结也许有吧，但其时尚没有自觉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只不过我做学问总是从文献着手，在1980年代读过大量的现代文学原始书刊，做了几十本笔记。要把这些材料转化成井然有序的文学史著作，就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和潜在的结构，自然而然地也就聚合成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等地域区分和作家群分。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文学史写作中，可能还算得上首倡。如此区分，来自对作家作品的吟味和考察，以作品鉴赏勾住作家的心肝脾肺。因为作家一旦从自己原初记忆和深受感染的生活出发进行写作，他就会以地域文化捕捉外来流派，对外来流派进行地域文化的染色。这就是“地气”濡染洋风。这正如鲁迅所说，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一旦留在地球，就不能排除“地气”对其文学写作的感染。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家群体的划分及其文学特征的勾勒，潜在着的就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思路。它是系统搜寻、沉思默察、自然融会的结果。 也许由于有这么一个学术底子和它产生的后坐力吧，1990年代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不久，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在这些论著中，诗学、叙事学与文学地理学往往是错综为用，以综合思路抵达创作的生命原本的。为此，我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不下200个古代现代文化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用脚步丈量大地上的文化血脉和山川精魂，搜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图幅、照片、故事，与当地学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文学地理学的各地资源和脉络，也就在丰富的积累中变得清晰起来。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中，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的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我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获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些重要学者的帮助，积累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上档次的资料，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此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陆续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十余年间化作系列讲演和论文，对探索所得的文化原理和文学通则，作了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成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 二、诸子还原与人文地理学 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后期，即新世纪头十年后半期，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化源头上的原创期，关注先秦诸子和周秦两汉文化，包括诸子、经史、出土文献。先秦诸子还原研究的一些进展，也得益于文学地理学维度的展开。在对诸子发生学的考察中，这个维度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历史编年学、史源学、职官和姓氏制度、民俗民间口头传统、考古简帛材料，以及文本生命分析。它们各司其职，不可或缺。缺了哪一项，就仿佛瘸腿的螳螂，爬得愈远，跟目标的偏离就可能愈大。因为诸子是在各地域文化板块上汲取“地气”，包括列国文献、原始信仰、口头传说、民俗礼仪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大书，文学地理学就成了进入诸子知识来源和发生学的极好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