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学批评观摭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涛梅,陇东学院 中文系   黄涛梅,陇东学院 中文系 副教授。(甘肃 庆阳 745000)

原文出处: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从“局外人”立场出发,以普通读者的视角去审视文本,以抵抗主流体制豢养的所谓专业人士的话语霸权;提倡揭示人类心灵世界底蕴的“精神主义”,否定只注重对外部世界描摹的“物质主义”;主张与文本面对面地交锋,用作者的眼睛去透视作品中的世界。这些构成了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学批评观的主体。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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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6)02-0063-05

      弗吉尼亚·沃尔夫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她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人们感兴趣的更是她的小说创作,而对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文学评论、随笔却很少有人论及,对散见其中的文学批评观更是极少有人涉猎,笔者想弄斧于班门,对她的文学批评观进行梳理,赐教于大方之家。

      一、普通读者的话语

      文学评论是沃尔夫创作的开路先锋,她是以此起步,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1904年她在英国一家叫《卫报》的普通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评论,以后,陆续在英美权威刊物上发表各类文学随笔、评论250多篇。1925年她把其中的优秀篇目编辑为:《普通读者》第一集,1932年她又编选了第二集。第一集的第一篇文章便起名为《普通读者》,它实际上是该书的自序。在此沃尔夫引用了她十分欣赏的18世纪英国作家撒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一段话:“能与普通读者的见解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评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最终说来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1] 在《普通读者》第二集中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里,沃尔夫再次强调存在着“另一种批评,即普通读者的意见”,这种意见会对文学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她认为,现在的读者被主流体制话语的偏见和谬论所统治,因而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失败的事业,而挽救的希望只能寄予公众即普通读者。真理在文学市场的展览上是找不到的,它活在“黑暗中;沉默中;那里面孔是隐藏着的;只能听见声音。”[2] 她希望唤起广大公众和普通读者的良知和独立精神来抵制主流社会的体制化虚假话语。

      沃尔夫把自己称为“普通读者”,说自己和他们一样,读书是为了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普通读者》中的文章也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看法,是“受一种本能的指使,根据自己能捞到手的一星半点书本知识,塑造出某种整体——某位人物肖像,某个时代略图,某种写作艺术原理,……又总是这么匆匆忙忙,表述又不准确,而且浮浮浅浅——所以,作为批评家来看,它的缺陷是太明显了,无须指出了。”[3] 这既是沃尔夫的自谦,也是她对自己文学批评文章特点的概括。作为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意识流小说家,和出身于“知识贵族”之家所受的书香墨海的濡染,以及青年时期所受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使得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些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之感。而她的这些文学评论、随笔由于作者始终以“普通读者”自居,不像写小说那样惨淡经营、刻意求工,反倒更富自然之趣。语言平易、流畅、好懂,没有教条气,不带成见,只是无拘无束地谈出自己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的这样那样的印象,所以,有人说她的评论文章是“印象主义”的散文。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好像是在听一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女作家向我们谈天——许多有关文学、人生、历史、妇女的大问题、大事情,这些问题和事情她都举重若轻地向我们谈出来了;话说得机智而风趣,还带着英国人的幽默、女性的蕴藉细致,让人感到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沃尔夫的这种“普通读者”的批评方法,是与她的“局外人”立场密切相关的。沃尔夫始终是一个探索者和改革家,究其根本就在于她不愿意与正统思潮同流合污,寻求一种边缘境地,最终明确形成了与主流社会体制相对抗的“局外人”立场。在1933年10月29日的日记里,她把这种立场归结为“匿名哲学”和“自由心灵的哲学”,梅彭对此评论道:“在‘局外人’形象中,她找到了一种身份来表达她的反抗和排斥精神,表达她为某种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采取一种公众立场的愿望,而不愿意让自己服从于组织化政治生活的纲领与戒律。”[4] 这一立场表现在沃尔夫从政治到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观念等方面,她的“普通读者”的阅读视角,就是这种“局外人”立场在文学批评上的表现,她力图打破主流体制豢养的所谓专业人士的话语霸权,用一种与正统文学评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文学观、批评观,她用之些观点去阐释作品,评论人物。她把自己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形象思维,用于抽象思维统治的文学批评的写作领域,用形象化手法去写文学评论文章。她喜欢用荷马、弥尔顿、肖洛霍夫等非常擅长使用的复杂型明喻,用一大段形象生动的文学色彩浓郁的比喻来表达她的观点:“虽然作者那飘忽不定的心灵的翱翔就像一只蜻蜓飞得那样迂回曲折,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只蜻蜓飞得自有它一定的路数,而且它选择自己停落的花朵时并非漫无目的——那不是为了形成优美的和谐,就是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5] 在写到某一个作家,她总是把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材料连同自己读作品获得的印象融化在一起,为这位作家渲染、烘托出一副生动的形象,读者看这种评论文章好像是看着用印象派笔意所描写的作家生平连续画。她的这种批评方法是对体制化话语的挑战,她摒弃了正统的理性分析和评判,代之以直观感受和体悟印象,文笔活泼肆意,语言亲切随意,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征。另一方面,她所谈论的许多对象都是主流体制之外的边缘人物,正如《普通读者》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表明的:“隐匿无名者的人生。”所以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妇女命运便成为她关注的焦点,于是她写了女权主义先驱者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的奋斗史,女作家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的思想感情,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伊里莎白·勃朗宁、范尼·伯内尔、多萝西·奥斯本的人生与写作道路。《普通读者》中谈及的男性,也大多是正统历史和文学史忽略不顾的“无名之辈”,或者被世人视为乖戾狂狷的人物,如:本特利博士、德·昆西、威廉·赫兹利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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