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已成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语。我个人在年初的一篇短文之末（《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曾呼吁“重建华夏人文精神”，当然这个口号在先也被人一而再地提及，听说这是上海的一拨学者率先而倡，我只是本能地与这个口号发生了共鸣。尽管在1995年的今天，我已略嫌它的空疏，至少在我自己那篇短文里，仅是把它作一口号提出，而未及更具体的内涵阐释。但，今天我仍然认为由这一口号所体现的姿态，对当今知识分子而言，不仅最为重要，而且更为迫切。 不意，这一点，并未能在知识界达成共识。仅就我个人直接所遇而言，朋友中就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启蒙”的口号。记得94年秋末，南京的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拟办一份人文刊物，在它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就办刊方向作随谈时，又提及了“重建人文精神”的问题，无非是希望这份未面世的杂志能在这个问题上倾以注意。但一位朋友认为：我们过去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又何以重建呢？显然，这位朋友对“重建”话语是不以为然的。最近，集中一段时间翻阅报刊，方知对它持不同看法者大有其人，其中作家王蒙的意见还相当尖锐。我没有读到王蒙先生本人的文章，只是在《读书》94年12期的“文事近录”里读到了《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的摘要，后又在《莽原》94 年6期“重建乌托邦”一栏的文章里，又读到了该文作者拜访王蒙时，王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朋友与王蒙心有灵犀。除了见解的一致外，王蒙先生似更机智，他先扬后抑，用的是后发制人的战术，据《莽原》那篇文章载：“王蒙先生善意地说道：上海方面一些朋友忧心忡忡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力倡导要重建人文精神，这当然是很积极的想法。但在我看来，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谈重建呢？”坦率地说，我不同意王蒙的看法，读到他的这番话，心中是既吃惊，又纳闷：中国至少也有两千年以上的人文传统，怎么会“压根”没有人文精神呢？尽管我能理解王蒙先生的话外话，并且我也未必不赞成他那层意思；但这话本身毛糙，它怎么也站不住脚。王蒙先生近来提倡“不争论”，但我这里却忍不住要略争一下。其实争与不争两无妨，争也不过就事论理，关键不要“居心不良”。不知王蒙先生以为然否。 王蒙先生为何站不住脚，且听下面所言：“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原来，王蒙先生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之衡量人文精神，用的是一把西方的尺子，并且这把尺子在他那里又被唯一化了，凡与欧美历史上出现的人文样态之不合者，一概不入王蒙先生之眼。于是，中国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如董狐不惜身家性命而秉笔直书，司马长子含情忍辱著成《史记》，苏轼既反“旧政”又反“新政”因而贬谪一生，下狱的李贽，被抄的东林，困著黄叶村的曹雪芹等，全都不入人文精神之流。也许在王蒙先生看来，人文精神纯粹是一个西方话语，因而也是它的一个专利。其实不然。凡是有人文的地方，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人文精神。《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人文”不外乎人类的文化或文明，而“化成天下”则即其精神之显现。安可有“人文”而不著其精神之外端乎？这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实践形态的东西，它是为其人文者即知识分子的内在的价值规范及其行为体现。放到中国来说，古代知识分子对“道”的体悟、阐释、追求和捍卫，就是经典的中国式的人文及人文精神。面对这样一种深厚的“道流”，如何能说中国就没有人文精神，并且还“压根”呢？宋时文天祥有诗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人文精神似亦如是，它本身的不定形，既可赋西方以思潮形态之“流形”，亦可赋东方以实路形态之“流形”。我们怎么能够把人文精神简单地定于一尊、并且是西方文化之一尊呢？ 这里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思维模式的问题，即站在西方文化的价值立场，并用西方的眼睛来判断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人的无意识的反映。王蒙先生的话不过是这种反映的一个验例。联想起93年下半年以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中国渐次登陆，京华的一些学者便忙着用他的理论来批评国内的一些文化现象，主要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指责他们如何如何用东方民俗取悦西方观众。殊不知，这种貌似站在东方立场的批评，其本身就先行戴上了萨氏的眼镜，而这幅眼镜却地地道道是西方货。不要被萨氏的东方血统迷住了眼，东方主义只能是西方话语而不是东方话语。由此又牵出了一个有关东方“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依然由前边的东方立场的学者一手操办，现代性所以成为他们意欲超越的对象，盖在于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与东方无缘，而东方对其追求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放弃“我性”的异化过程。因此当他们宣布“重审现代性”时，看起来和西方划清了界线，其实这套理论依然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结果。毫无疑问，正象王蒙先生以西方文化作为人文精神的唯一的座标，后者则把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一股脑视为西方的唯一的特性（帕森斯就认为西方就是现代、现代化就是西化）。在这里，两者的表现似乎相反，但内在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尽管一个是“取”，一个是“舍”，但取舍的标准都出自西方，它们不约而同以西方的有关内容作为自身选择的绝对参照。因此王蒙先生在否定了“重建”之后，却主张“寻找人文精神”，向哪里去寻找呢？中国“压根”没有，只好“东方不亮西方亮”了。故他说：“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这种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我们太熟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委实源于西方，而人文精神却为什么一定非“源于欧洲”不可呢？ 颇有意思的是，王蒙先生的话引起了《莽原》上那位作者的共鸣，于是他主张把人文精神的重建改为“构建”，如果不是刻意咬文嚼字，倒也无妨，但“构建”若以上面的缘由作为前提，那么这一字之易，就把2000多年的华夏人文精神传统给一笔勾销了。这种做法之不合理在于：你可以反对它，但你却不能否认它；反对，表示一种价值立场，否认，则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本文对“重建”话语的强调，首先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其次，则给它投上一反对票。我与王蒙先生的分歧，并不表明我是一个东方主义者，也并非表明我是以东方的人文精神形态与西方比较，然后于其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相反，重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重复，它的本义是在双重否定的基点上重新构建，它根本不是回到我们的儒道传统，也压根不是一味与西方的某些人文形态作榫合与对称。须知，重建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求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