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屡见某些文学报刊出现一些篡改史实的提法，最常见的是“五四文学革命”。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有专文论之甚详。五四运动并非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五四时期并没有发生过文学革命。众所周知：文学革命是1917年1-2月发生的。这一年的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文学改良”推向文学革命的高度。钱玄同首先响应，刘半农、沈尹默等继起。同年秋天，金心异（即钱玄同）又劝说周树人（鲁迅）参加。鲁迅有感于当时中国之状况，决定弃医从文，参加文学革命，并且成为《新青年》的轮值编委之一。1918年上半年他发表了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的名作《狂人日记》，并且一发而不收地写随感录、写小说，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我们不妨屈指算算，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有两年半之久，怎么能够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称为“五四文学革命”呢？诚然，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仍与学衡派进行文白之争，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思潮也纷至沓来，引进不少“主义”——针对这种情况，史家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文学革命是时空不同、历史内涵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要是混为一谈，也就否定了鲁迅及其“狂人日记”等力作对我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所起的奠基性和推动性作用。 我提起“五四文学革命”，并非只是指责某些作者和某些报刊。我自己在二十年前左右发表的或出版的论文或著作，也曾出现过“五四文学革命”之类的不符合史实的提法。但是，我从未想到最近竟有人大谈特谈“五四白话革命”，这就比“五四文学革命”更离谱了。这位同志在他的文章开宗明义地说：“今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五四‘白话革命’80周年。”其实，今年是1917年文学革命80周年，我们的报刊未见发表纪念性文章，文艺界也未举行纪念性活动。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但是，说到“五四‘白话革命’80周年”，那就弄错了。现代文学史上并无白话革命。要是说五四运动80周年，那就还差两年；要是“白话革命”指的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又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我查阅了十来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未发现“白话革命”的提法。我这么说，决非和提出这一说法的同志过不去；相反，我觉得他的论点是新颖的，有创见的，给我不少启示。他的文章大可不必改“文学革命”为“白话革命”。从他的文章的标题看，也大可避开“白话革命”，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谈起都是可以的。因此他的文章题目是《科技传播与大众文艺——纪念五四“白话革命”80周年》，似可删去副标，他的主张要能变为现实，首先要求有关方面把视角转移到“大众文艺”上来。这是班门弄斧的话。因为我只是向他的“五四‘白话革命’”一词提意见，这也是从“五四文学革命”一词联想而来的。他的文章见《文艺报》1997年7月8日第79期，我建议关心科技传播与大众文艺的同志不妨看一看。 1997年7月16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