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058-12 在法文中，恶与痛是同一个词“le Mal”，我们由此自然想到“恶是痛苦”“人作恶就会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痛苦(精神或肉体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痛苦源于人僭越了神圣事物规定给人的尺度，这就是希腊悲剧所体现的人在苦难命运之束缚中重新认识自己，②以及基督教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③恶与痛的关系长期以来是西方文艺的主题，因为文艺的重要功能是探索人性的奥秘和生活的可能性，然而自现代主义以来，随着神圣之维的淡出，恶的传统内涵发生了微妙改变：恶从一个贬义词逐渐“升华”为中性，甚至具有了褒义；恶意味着自由和真实，或者说是直面真实的清醒；恶作为灵感的源泉，在“恶之花”中有了令人艳羡的魔力。 一、审美与恶的新型关系 同过去相比，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恶的最大特征是经验的内在化。传统善恶观及其差别在主体化视角下被逐渐消解，主体以此完成了自我确立的艺术，但也将神性世界化约为了一个自然欲望的世界。主体获取了冷静观察的绝对自由以及定义什么是真实的权力，但也时常深陷灰暗绝望当中。 以普鲁斯特为例，作为波德莱尔最好的读者和继承人，他试图在孤独的写作中建立起个人的教堂，这种追求构成了其长篇巨著的精神框架。敏感的普鲁斯特在道德感的挣扎当中越来越体会到：“‘善良与高尚的情操并非书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文学的尺度与生活的尺度不尽相同。”④为什么？因为文学的本质在现代发生了转变，文学的意义已经不再是对传统价值的担当，而是对主体性原则的支持。在这种转向之下，伟大作品的风格可能是清醒、残酷、但却懂得创新的审美主义。 由此，痛苦失去了以往的道德内涵，而仅只意味着生存的偶然性，以及这偶然性所引发的荒诞感。非伦理的荒诞代替道德觉醒，成为了现代悲剧的主旋律。不但如此，恶和残酷以自主性和本真性为由，成为了审美现代性的动力。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宣称：“文学所表达的恶——一种恶的尖锐形式——对于我们，在我看来有至高的价值”。⑤他的话勇敢道出了不少20世纪前卫艺术的心声。他还进一步指出，这并非文学的不道德，恰恰相反，这就是文学的“超级道德”，⑥因为文学首要的道德是忠实于交流，而深度交流需要奠基于精确的恶的知识。⑦ 同样，残酷戏剧的创始人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认为，戏剧的使命不是要给人制造美好生活的幻觉，而是要让人们清醒直面生活的危险和狰狞：“我们不能继续糟蹋戏剧了，它的价值在于与现实、与危险保持神奇而残酷的联系”。⑧阿尔托表达了20世纪流传甚广的观念，即艺术首先意味着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严格、专注、铁面无私的决心，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意志”。⑨是这种态度，而非血腥，构成了残酷在艺术中的精神：残酷首先是一种清醒——“对必然性的顺从。没有意识，没有专注的意识就没有残酷”。⑩通过阿尔托激烈却不甚清晰的表述，我们看到，残酷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贬义的恶的同义词，而是作为必然性，以及对必然性的着迷而出现；同样，痛苦不再是需要避免的，而是被视为积极的因素来接受，并被转化为创作的激情。 20世纪，包括普鲁斯特、纪德、乔伊斯、纳博科夫、贝克特、热内特等重要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都以冷静描述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和灰暗感受为己任。谈及心仪的诗人波德莱尔时，普鲁斯特承认说：“冷酷，在他诗中的确存在。那是一种拥有无限感受力的冷酷。在他的刚硬中，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嘲弄痛苦，以无动于衷的态度表现痛苦，而人们能觉察到他连神经末梢都感到痛苦。”(11)但他随即指出，波德莱尔的创造力正来自于这种冷酷：“他给予这些我相信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痛苦的景象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如此鲜明强烈，对他感受的表达却又如此不落痕迹，以至于只有那些纯粹的冷嘲家和热爱色彩的人，那些的确心如铁石的人，才会对它欢呼雀跃。”(12)对此，他的辩护是：“让自己的感觉从属于真理和表达，这也许根本上是天才、艺术的力量高于个人悲悯之心的标志。”(13) 诗人必须让自己的个人感受服从于艺术的要求，此外别无其他，这正是波德莱尔的座右铭。他在谈论挚爱的作家爱伦·坡时，批评一种“可怕”的、“有关教诲的邪说”。(14)“许多人认为诗的目的是某种教诲，或是应当增强道德心，或是应当改良风俗，或是应当证明某种有用的东西……这样的奇谈怪论……每天都在摧毁着真正的诗。”(15)真正的诗是独立于外在一切目的、“只以自身为目的”的。(16)“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说他的作品拙劣，亦不冒昧。”(17)当然，波德莱尔认为自己并非否认道德或无视道德的重要，只是强调：对一个诗人而言，趣味必然高于道德。(18)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的排序里，诗高于生活，诗人高于普通人，美高于一切：“正是这种对于美的令人赞叹的、永生不死的本能使我们把人间及其众生相看作是上天的一览，看作是上天的应和”；(19)“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20) 以艺术和审美自身为目的的生活为何必然与道德冲突？虽然艺术家和诗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天敌，但冲突似乎总是无法避免。总有种非此即彼的紧张，存在于二者之间。“为艺术而艺术”所要挑战的最顽固的对手，最后总是道德。而现代人的诗意和美感，似乎总伴随着离经叛道的痛感和快感——这恰是“恶之花”的光芒所在，也是“背德者”的魅力之源。 纪德诸多作品的主题，就是现代人在道德与审美之间的深刻冲突。这位深受王尔德影响、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养料中成长起来的大作家以《背德者》(L'immoraliste)这部小说蜚声文坛。小说描写主人公在道德与欲望之间的挣扎。最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欲望使他冲破家庭与宗教桎梏，不顾一切地追求享乐，同时也陷入虚无的困惑之中。这部自传性作品隐晦地诱惑人们：只有破除社会枷锁和道德陈规，听凭本能或“天赋”去爱和行动，才能享受生命。与此同时，它也间接地宣扬：只有面对情欲本能，人才能真正认识自我和真理。这种主张像尼采超人哲学的通俗文艺版，充满反抗的诱惑，缺少被拯救的喜悦。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赞他的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