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五四“白话革命”80周年，面对电子文化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纪念这场重要的文学革命、语言革命，也是民族文化的信息传媒革命和思想工具及思维方式革命，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总结和重新思考。其中，科技文化的传播媒介与当代大众文艺的语言规范等，尤其需要联系现代白话及标点符号等“话语”形式的历史发展和科技传媒的时代特点具体分析，进而明辨史实，才能端正和深化我们对既往的认识，拓展新的学术视野。 1917年1月，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概括3个基本方面（所谓文学“八事”），公开指责中国传统语言文化和旧文学的流弊，涉及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和主要的观点，就是倡导书面语言必须向口头语言转变，提出了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这引起当时文坛、学界的一系列反响。反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觉地把白话文运动和祖国语言文化建设（当时称为“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大大超出了文学领域，尤其在今天看来更是这样。 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在中国，汉语白话已经开始进入报刊、图书等文化传播领域。当时先进的“西学”新名词、新概念、新学科等等，使中国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的语汇面貌不断更新。一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名词、术语，事实上还是那时传播、确立的，诸如阶级、政党、社会、真理、知识、主义等等。这就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重要的语言基础。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科学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白话革命”的急先锋。例如，众所周知的《新青年》杂志因思想激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先导，但就其语言形式来看却不然，它自1915年9月创刊后一直陈陈相因地采用文言竖排版式。而比《新青年》早半年多创刊的《科学》（月刊）杂志，却在1915年1月就采用了现代白话式的横排版面，并且从创刊伊始，就采用新式标点如逗号、问号、引号、叹号和句号等等——这比发动“白话革命”的《新青年》整整早了三年！《新青年》的前3卷像古文一样只作句读圈点，不用标点符号，直到第4卷开始，才出现了新式标点，但其后各卷中仍有一些文章采用古文式的圈点句读，尽管也有钱玄同关于“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却一直并未实行。大约到1919年底的第7卷，《新青年》才基本杜绝了文言式的句读圈点。为什么力倡“白话革命”的《新青年》杂志在语言形式这个重要问题上滞后不前，而《科学》杂志却更新领先了呢？《科学》杂志创刊词里讲得很明白：“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式。”并且，与《新青年》的前3卷相比，《科学》杂志的文章白话程度更高，文言气息更少。可见，《科学》杂志对汉语这种传播媒介的历史性革新，其内在的驱动力全部来自传播近、现代科学的需要。这在当时出版的众多期刊读物中，目的之明确，革新之快捷，影响之广泛，恐怕找不出第二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传播、渗透，也是推动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革新的强大动力之一。如果说“白话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那么，《科学》杂志的创办及其横排版式的革新和采用新式标点，则是科学文化传播中“白话革命”的肇始。可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略了“赛先生”的这种文化辐射功能，既看不到《科学》杂志在语言形式革新方面的历史性贡献；更看不到伴随科学技术的历史进步，将导致不同时代的不同“话语”系统，在吐故纳新的“文学革命”之外，还同步地伴生着语符编码的逻辑性、序列美感的可塑性等涉及思想方法、思维习惯的种种问题。这恰恰又最容易成为科技传媒和语言文化相结合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区”。比如随着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日益普及推广，以“电脑换笔”为标志，今天的中国语言文化也可以说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白话革命”，势必进一步推动现代汉语规范标准化、功能系列化和实用商品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电子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传播，以其数学化的严谨逻辑性、市场化的速效功利性，冲击着我们惯常的语言文化心态和生态——信息高速公路这种全球网络化的计算机技术，正在源源不断地生成打破时空阈限、综合各学科知识的全新的时代“话语”及其传播形式。另一方面，就中国汉语媒体工具的实用发展来看，本世纪初的五四“白话革命”又恰好为今天的信息革命、“电脑换笔”准备了坚实的载体形式基础，成为20世纪语言信息传播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无法想象，在电脑显示屏上怎样出现竖立的一排排“之乎者也”式的版本系统（如何设计这以古代汉语为基准的软件，其思维方式程序逻辑方面的差异暂且不论）。因此可以说，五四“白话革命”正像《科学》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方句读点乙”的文化整合功能那样，为今天的计算机应用准备了电子文化的语言程序设计基础，铺就了语言符码形式现代化的思想起跑线。这也许正是由于科学自身内在的理性要求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明察并且珍惜现代汉语“白话”这种既面向大众流行又努力服务于科学传播的自新活力和形式特色。但是，五四“白话革命”取得的这种语言现代化成果，今天却往往受到科技传媒条件下大众文艺消费的严重挑战。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制导下的商品意识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思潮，直接产生了以工业生产为文化特征、以大众消费为接受对象、以科技媒介为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大众文艺，包括书籍报刊、广播影视、录音录像等等。近年，由于卫星传送技术、光纤通信技术、激光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光辐射和光储存技术的广泛应用，又在主体参与、时空感受、官能刺激诸方面，不断地改变、优化着当代大众文艺的形态、质态、功能及效率。我国进入八、九十年代，这种大众文艺应运而生，迅速发展，适应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繁荣的历史要求，是改革开放社会实践运动内在文化精神的必然反映。蕴含其中的科技意识、信息意识、竞争意识和商品流通意识，对于改革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我国传统农业文明所决定的手工个体生产意识、非商品化意识等保守封闭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由计划经济思想制导、形成的一系列陈旧文艺观念、接受模式及文化体制，从而进一步解放了文艺生产力。目前，随着摄像机、多媒体、光盘以及交互式电视乃至电子图书馆的日益推广应用和普及，我国已开始迈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新时代。大众文艺将集声、形、图、文于一体，并以自动识别、输入的方式，进入全球网络化的计算机传播和翻译系统，从而实现文化交流方面的资源互惠和“信息共享”。INTERNET和其它网络业已形成的“赛伯空间”(Cvberspace)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这种崭新的人类文化载体，可以突破社会体制的不同，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并且日益涵化或加剧。 当然，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步。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各地联系得更加紧密，一方面，有利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为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和平共处、文化互补，避免、减少或淡化对立或冲突提供了现代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国际间各民族的语言及其所内涵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等差异，直接反映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传播与信息渗透的影响。作为精神文化的艺术消费和作为物质文化的生活需求，在商品流通领域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乃至同一，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接受者在满足了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调整、改变着原有的文艺观念和审美情趣。变“你讲我听”、“你写我读”、“你演我看”为“我讲（写、演）我听（演、看）”的主动参与，和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普及应用，正是这种调整、改变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并且，潜存其中的民族语言问题，又往往是耳濡目染，难以发现而又难以规避。仅就儿童文艺来看，在电视节目中，外国动画片的播放比例远远大于国产动画片，占三分之二以上。90年代的娃娃们出现了“头戴克塞帽，金刚怀里抱，晚看米老鼠，一休陪睡觉”的社会现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的动画片创作，从民族观念到形象塑造，似乎更加“洋化”，语言名称上也大量使用半欧化的“洋泾滨英语”。什么“舒克”、“贝塔”、“皮皮鲁”、“马尼亚”、“霍克狼”、“科路德”之类。显然，这与社会上“圣保罗精品屋”、“芝加哥娱乐厅”以及“克力架”（饼干）一类洋货倾销式的语言污染有关。早在9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就指出滥用英语是“殖民地思想借改革开放之机复活的表现”，有损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形象，甚至对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和凝聚力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我们知道，儿童时期的语言学习和训练，直接关系着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和美感趣味、情态选择诸多方面，绝对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动画片正是儿童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特定的视点出发，我们有理由在信息时代文化渗透不可避免的今天，更加怀念那些具有鲜明中华民族风格的卡通形象及其语言名称所内涵的美感崇尚。其中所凝聚的某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智慧和思想魅力，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同样期待着崭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来主动参与、重新解读。这种“话语”革命将比五四“白话革命”更加具有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历史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开发民族文化的语言信息资源，尽早突破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等障碍，将具有东方文明传统特色的文艺信息，源源不断地送上新世纪的高速公路，逐步向国际各民族“众声喧哗”、“广场狂欢”式的巴赫金相对主义文化时空扩散。这对于全世界汉语文化圈20多亿人民的精神生活意义深远，也会影响、丰富和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证明，中华民族的汉语文化曾经发明了印刷术，为传播东西方文明作出过伟大的历史贡献。在电子技术广泛普及的信息时代，汉语文化也一定能够不断发挥“白话革命”式的自我更新活力，进一步优化创造机制，融汇新的历史机遇，造福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