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起来，本文的论题（标题）也许是不甚确切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有不少作品写了反贪内容，自然也描写了贪官形象，如此看来，贪官形象似乎没有缺失。但是，当我们逐一检示、分析起来看，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贪官形象有哪些立得起来并让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呢？有哪些血肉生动甚或富有典型意义的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没有。有的不过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形象，或者是过于漫画化的形象。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贪官形象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 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要求。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们的文学曾留下了若干无愧于时代的、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让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例如“伤痕文学”中的谢惠敏、宋宝琦（《班主任》）、王晓华（《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月兰（《月兰》）、李顺大（《李顺大造屋》）、王老大（《笨人王老大》）、许灵均（《灵与肉》）、罗群（《天云山传奇》）、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冯厶爸（《乡场上》），“寻根文学”中的丙崽（《爸爸爸》），还有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形象倪吾诚（《活动变人形》、勤劳的老农民形象许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积极进取的青年农民形象金狗（《浮躁》），等等。这些文学形象与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社会世像的深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上典型地概括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至今以至往后，人们谈起那时的某一社会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时，会自然提到这些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概括意义和标志意义，也即是典型意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既是经济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转变，又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党开展了长期而愈来愈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腐败”，按《辞海》的解释是“腐烂”。“也泛指败坏、堕落。”但今天实际是专指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的行为。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当今社会比较严重的腐败的标志，就是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且贪官的出现明显地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据《广东支部生活》1998年第11期提供的资料，全国查处的贪官（包括受党纪政级处分和刑事处分者）1993年厅局级69人、省部级3人，1994年厅局级87人、省部级5人，1995年厅局级429人、省部级24人，1996年厅局级490人、省部级13人，1997年上半年厅局级598人、省部级33人。在2000年，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先后被判处死刑，可谓悚目惊心。二是领域扩大，金额增多。贪官的腐败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90年代初期大贪官贪污受贿的金额主要以万元、十万元计，90年代中期主要以百万元计，90年代后期则发展到千万元甚至更大的数字。 江泽民同志早在1993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就严肃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足够估计到这种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可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党，从90年代初起就对腐败现象、对贪官给予了高度警惕并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腐败、对贪官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我们的文学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淡漠和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反贪题材的深化。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对贪官表现了不应有的淡漠和忽视，并非说文学没有去表现这种社会现象，而是说其描写太表层、肤浅和新闻化。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贪官形象缺失，并非就其数量意义而言（单就数量上来说，有不少文学作品都写到了贪官），而是就其“质量”而言，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贪官形象大多是单薄、苍白的。我们来看一些有代表性作品中贪官形象的描写。 一些文学作品把贪官的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写，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来描写，即是说作品是在描写当代纷繁复杂社会生活时，把贪官作为这复杂社会中的人给予侧面描写，对贪官的腐败行为则作一种“剪影”、“素描”式的勾勒。《废都》（贾平凹）对腐败行为主要是引用一些新式民谣来表现，给读者留下的仅是一种粗略的概貌和氛围，并无具体的贪官形象。90年代末期某部专门描写官场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今官场里的种种官员形象，其中也包括贪官形象，但由于作品是通过一位省级机关小官员的视角来描写，故贪官形象仅留下剪影和侧影，没有立体感。长篇小说《玩古》（彭见明）颇为生动地描写了某地区副专员的受贿，到了晚上，去副专员家送礼的人一拨又一拨，以至作品主人公东方冉在楼下树影里躲了一晚，竟没有抓到一次送的机会，直至第二天早晨副专员即将出门上班的那一刹那，东方冉才瞅准机会如愿以偿送出手。这样的描写固然幽默、精采，但也给人漫画化的感觉。 一些文学作品专门描写反腐败（反贪）的斗争，相当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张平的长篇小说，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将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张平的反腐败（反贪）文学集中笔力表现“反”（贪）的必要性、艰难性、正义性以及“反”（贪）的错综复杂、生死搏斗，读起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回肠荡气，作品塑造了不少感人的反贪英雄形象，如刘郁瑞（《天网》、《刘郁瑞办案记》）、李高成、杨成、万永年（《抉择》）、罗维民、何波（《十面埋伏》）等等，这些人物极少那种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的东西，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可信。但作品描写的所“反”的对象—一腐败分子（贪官）则给人单薄的感觉，作品的贪官形象大至都突出地表现出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坏，二是狡猾，缺少复杂的人性深度和厚度。有的评论家把张平的作品归结为政法题材，虽然有些偏颇（张平的作品并非单纯的政法题材），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张平作品突出的是与犯罪分子（腐败分子、贪官）的斗争（斗志、斗勇、斗智、斗力），突出的是错综复杂、长期曲折甚至是扣人心弦的“斗”的过程，或者说是惊险的破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