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数量和质量：散文是血统高贵的品种 写得好历来是优秀散文家追求的目标，古代诗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今天，优秀的散文得来也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写了20年，是从他在陕北落下残疾以后就开始了，这15000字里面， 字字凝结着20年里酸甜苦辣的人间阅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彻肺腑的生命感悟，可以说真正是拿了生命换来的。散文创作的确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已有许多界内人士在思索、自省与批评。 比如，《文论报》刘向东说，散文是血统高贵的品种，是有定数的，多余的部分就是泡沫。《十月》顾建平说，散文的繁荣不在于数量多，好的散文家不在于写得多，别以为依靠等而下之的重复混个脸熟，大家就认可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散文家的功夫应该是修炼，从各方面修炼，修炼到家了，文章就写好了。冯秋子说，散文与人的质地有关，这种文字方式更本质，更接近人的本色，只有悟性高的人可以据有较大的空间，整理自己。他们都对现在散文写作、出版的过滥表示忧虑，认为这会给散文的健康发展带来灾难。 在热潮当中，冷静思考尤为重要。全民写，全民阅读，全民提高，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走过了头，弄得大家一听“散文”二字就烦，就掉头而去，连好文章也不肯看了，那可就糟了！有的人为了证实自己的“勤奋”，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出3000字；有的人为稻梁谋，日产2000字，换得人民币XX元；有的人为了发表，到编辑部送厚礼、拉人情、软磨硬泡；有的人为了出名，不遗余力地纠缠着评论家们为之吹捧……凡此种种现象，奏出一声声刺耳的不和谐音，破坏了90年代散文交响曲的雄浑辉煌。 笔者认为：很可能散文真是“有定数”的，对个人来说，一年里、甚至几年里能写出一篇精品就不错了。著名女作家张洁也曾对笔者说过，小说是可以天天写的，但散文不，往往好几年才能“等”来一篇好的，那是她在谈到《“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一文时说的，她说该文是她近五六年里“等”来的最满意的一篇。朱自清先生一辈子，家喻户晓的不也就是《背影》和《荷塘月色》两篇？余秋雨先生写得最好的，还是积累了多年的《文化苦旅》，后来虽然停笔两年，《霜冷长河》还是比《文化苦旅》逊色得多。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决定的：小说编的是古往今来的故事，报告文学写的是实在发生的事情，评论是审视别人的文章，都有客观的依托；惟有散文是抒发个人的生命感悟所得，你不可能天天、日日都有新发现、新所得，人生是一道大难题，一辈子能解得清几个“结”？ 六、政治和经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第一位的 4年前我曾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一位电脑专家问一位作家， 现在全世界都被电脑改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作家说，我是搞文学的，不搞科学，所以不知道。电脑专家正色道：电脑已经把人类生活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并且还会有更为巨大的改变，这早就不只是科学大门之内的事了，早就影响到人类活动、包括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了，你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不是太落伍了？！ 这则报道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刺激，从此开始关注高科技方面的事情，并有意识地在我效命的文学副刊上刊发这类文章。有一天登了一篇《火星人的文化启示》，该文扼要介绍了美国的科学家们关于改造火星、150年以后把25万地球人送到火星上生存的计划设想，极为新颖大胆， 也给我们带来现代化生存的大量重要信息。这果然就不单单是科学问题了，首先就得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难题，不然，若果真那么多人共存于火星，将来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和睦相处呢？在民族、国家、阶级统统消亡之后，世界大同的基础会是什么呢？也许只有文化了吧？若果真如此，人文学家也是任重而道远啊。 孰料，文章发表后，我随访了一批作家，不论老的还是年轻的，都答曰“没看。”问为什么？说是一看是科学方面的事，跟文学也没什么关系，就算了。 文学，散文，果真是跟科学、电脑，没什么关系吗？由此，确实发现大多数作家们对高科技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现状，浑然不觉。在当今时日，世界已经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无限大”，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英特“魔”网罩住了一切，这正是需要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们相互协作的时候。就拿上述那个火星改造计划来说，可别把它仅仅看作是后弈射日之类的“神话”，那些认真的科学家们，真的是在为人类寻找新的家园啊——他们认为人口的快速膨胀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使人类面临地球资源枯竭的问题，为避免人类为争夺生存权而互相厮杀，应该向科学寻找出路；而在这过程当中，没有人类的心灵相通、精神上的互相融合互相抚慰，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多么重大而严峻的课题啊！只要想一想，单是公元元年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多神速，而在精神追求的泥泞当中团团打转不能自拔，就可以想见人文学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150年， 短短一瞬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了！ 1992年，中国作家们极为推崇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曾悄悄来到中国，不见新闻界也不见文学界，只见了一些有关的政治经济界人士，所了解的全是中国社会发展问题。1994年，另一位世界文学大师略萨也来到中国，关切地询问中国的政局和经济发展。作为作家，略萨主张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其次才是文学本身。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也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作家应该向世界文坛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