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我想应该对题目的“中国文学研究”稍加界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意义并不相同。文学创作，重在艺术的创造，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而文学研究则属于科学的范围，要求的是研究者必须具备思辨的能力。（注：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曾说诗词戏曲小说等类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见《饮冰室文集》（台北：中华书局，一九六○年，下同）第十三册、卷三八、页37。王瑶在《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也说：“文学是艺术，但关于文学的研究，却是科学。”见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页110—145。）广义的文学研究，还可以包括具有系统的传笺注疏、鉴赏和批评在内。（注：注释，是帮助读者的一种诠释的活动，也是研究的基础。就中国古典文学或古代文献而言，所谓传笺注疏，是利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基础学问，对作品作资料的整理与解释，用意在寻求作者创作的本意。鉴赏，是透过作品的阅读、体会与感发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和所获得的审美情趣，是读者和作者产生心灵的交流共鸣。批评，是在阅读、理解作品之后，对作者作品的价值判断。鉴赏和批评，有时候因为读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解不同，会流于主观的感受或批评。而研究（狭义的研究）则相对于主观的鉴赏与批评，它重在真理的发现与法则的归纳，因此它必须力求客观，符合科学求真的精神。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强调广义的文学研究，应该包括具有系统具有水准的传笺注疏鉴赏批评的原因。历来研究者，往往忽视传笺注疏之类的研究价值，也往往把鉴赏与批评混为一谈。例如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就这样说：“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一般说来， 文学研究是伴随着文学创作而来的。中国文学因为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而佳作如林，所以伴随而来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种种研究论著，数量也就相当可观，可谓同样源远而流长，在历代的文坛上，并开而争茂，互相辉映。就前者而言，有如韩昌黎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就后者而言，也正如陶渊明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学的注释、鉴赏、批评和研究，都要经过“疑义相与析”的阶段，才能达到“奇文共欣赏”的境界。因此我今天题目所说的“中国文学研究”，讨论的不是历代文学创作本身，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再批评，中国文学研究的再研究。 十年来，或许由于二十世纪已近尾声，所以在大陆、台湾以至新加坡等地，都分别举办过有关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学术讨论会，对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不同层面的检讨。（注：以笔者亲自参与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为例，即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办处主办“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一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一九九一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这三年来，大陆出版了很多从前所未有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之类的专著，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做了颇为详细的归纳与分析，并且对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之道，提出了若干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注：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 ）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涉入正题之前，有以下几点补充说明： （一）、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发生重大的变革，从此文学有了新旧之分。就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但对时间的认定，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是“五四”，而是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或者是庚子事变，也就是一九00年，本世纪开始的那一年；更有人推而上之，以为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的。我以为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不如用“清末民初”一词来加以概括，比较周洽通融。（注：参阅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83—85。该文原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出版。另参阅范宁《略谈“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见《文学遗产选集三辑》（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0年），页14—23。陈燕《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台北：华正书局，一九九三年），页3、页15等， 都强调了此一时期，“新文学思潮的契机既已出现，古文学的反省也自此始”。）因为文学风气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它总有一段酝酿的过程。因此，我报告中常常用“清末民初”这一个看似笼统却反而切合实际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