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105-07 无论出自赞成还是反对，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都被当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的确，从《反对阐释》到《关于“坎普”的札记》，总是以一种“好战”姿态出现的桑塔格让人领教了她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这种倚重掠轻、化怪异为神奇的勇力，以及隐匿了性别的傲慢文风，进而是她“改进世界”的冲动和行动，都使这位在20世纪文化转型时曾颇受关注与争议的人物，成为先锋派诗学的突出代表。然而1996年，距《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32年之后，桑塔格却这样表白自己的困惑：这些（指她本人早期的）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① 她的困惑是当代社会关于艺术价值的困惑，更确切讲，是对于艺术理想因何被快速商业化的困惑。这使桑塔格成为理解当代先锋派批评的一个生动案例。通过对桑塔格诗学困惑的分析与梳理，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清楚地认识当代批评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要说清桑塔格的困惑，首先要从她反对阐释开始。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其意在反对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批评，绝不是不要意义，更不是拒斥思想。在《反对阐释》中，她明确表示她反对的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不是尼采所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不是作为理解的阐释。② 她觉得尼采这句话是正确的，只表明她承认“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③，但不表示她鼓吹人因此就放弃抵达事物本身的努力。她亦不反对尝试寻找一件艺术作品的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她反对的是某些艺术批评方式，尤其是当时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样式的批评现状。 具体地说，桑塔格反对“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反对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因素，并将它们转换成预设好的“对等物”。更确切地讲，桑塔格着力反对的是以内容为指归的解读艺术品的做法，她认为，具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性的意义会使艺术品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因而是对艺术品的伤害。桑塔格决意要将通常认为内在于艺术品的、能被概念化地予以归纳提取的思想内容抛出艺术品之外，让艺术品从这种内容中独立出来，进而摆脱历史、政治、道德等抽象观念对艺术的围困。她甚至认为，“艺术中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使用思想的方式：把思想当作感觉的刺激物。持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这些艺术家希望摆脱思想。而是意味着，思想、包括道德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被提出来。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装饰、道具、感觉材料来起作用”④。 这种转换了功用的思想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将思想从道德层面转移到美学层面；第二，暗示艺术从文学主导的状况中跳脱出来，表达人类行为的最宽广的可能语境，至少是比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艺术所提供的语境更宽广的一种语境，并反对那种对世界进行道德化的做法。由此可见，桑塔格提倡“逃避阐释”，这是反对阐释的一个策略。她将诸种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艺术流变，例如“戏仿”、“抽象艺术”、“装饰性艺术”以及“非艺术”都理解为对内容指向性阐释的有意识的逃避。 桑塔格心目中艺术的理想风格，乃是外表统一、明晰，来势快疾，所指直截了当，她用“透明”一词概括“艺术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即体验事物本来的那种明晰。可见，桑塔格的确反对人类刻意给万物“设想出一种共有的深度”，这里的“深度”就是指诸多在艺术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桑塔格反对动用这些观念进行艺术批评，因为与用感性体验的复杂而深微的人性相比，文化和思想的观念就显得“太笼统，太抽象，也太巧于辞令”，太容易“转眼就化作警句格言”，太“易于迅速衰败了”。 因此，直指意义的内容说，或依仗文化思想观念的内容说，作为一种不恰当的理解艺术的方式，极易阻碍艺术对事物本身明晰的整体性的理解。不仅如此，好战的桑塔格批判以内容为中心任务的阐释是怯懦的和僵化的，在她看来，不仅是艺术，甚至我们的这个世界都“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反对“阐释”就是“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她说，“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好像艺术在强大的“阐释”面前被迫沦为奴隶，而反对“阐释”就是将艺术作品从这种奴隶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她从读者或批评者的角度提倡保持艺术批评的活力和创造力，并热切地赋予真正的批评以勇敢探索与挑战的姿态：既然“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这种不安是对意义暂时空无的不安，而真正的批评就是在对意义的焦虑中完成艺术的发现功能，即寻求作品显现的关于世界的某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阐释就成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是针对保守的学院派的，如果具体到人，就是当时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这位当时纽约知识分子圈里的重要人物坚持认为，人文研究“需要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和道德的意识和活动”，批评家要“通过学术交锋，与他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运动保持对立的关系，而在社会改进中起到他的作用”。⑤ 但在年轻的桑塔格看来，正是像特里林这样高踞象牙塔顶的教授们，以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内行人”的地位维护着传统的内容说在艺术批评中的主导作用，以“文化”的名义将艺术创作和批评束缚在对传统“修补翻新”的境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