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外文坛出现了大量具有荒诞审美特征的作品，使“荒诞”逐渐成为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西方的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表现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以及卡夫卡、皮兰德娄、迪伦马特等作家的荒诞作品在20世纪影响很大；同时，这些作家作品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的创作，如王蒙、刘索拉、莫言，残雪、陈村、张辛欣、高行健等，即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仍不时有一些重要的荒诞文学出现，如梁小声的《浮城》，残雪的《思想汇报》、《历程》、《新生活》等。 中外学者对于荒诞这一美学范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荒诞的悲喜性质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将荒诞视为美学悲剧性的子范畴①，有的归为悲喜剧②，有的认为荒诞的美学品格是非悲非喜的新的美学形态③，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荒诞属于喜剧范畴④。 学术界关于荒诞的悲喜性质观点分歧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有些学者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对喜剧、悲剧的美学特征的把握仍未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对喜剧与悲剧关系的理解存在误区，如看不到悲与喜之间的联系，认为喜剧不能有悲剧内涵，喜剧只能充当表现悲剧内涵的工具等；再次，对荒诞概念的理解十分混乱，未能把握荒诞概念的本质。笔者认为，荒诞属于喜剧范畴，20世纪荒诞文学体现了传统喜剧的发展和变异，并拟从三个方面陈述缘由。 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精辟地提出喜剧的对象是丑陋与错误的观点，将丑视为喜剧的基础，但他的喜剧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如把悲剧与喜剧形而上地对立起来，认为喜剧与悲剧有严格的界限，“喜剧不致引起痛苦”，强调喜剧的纯粹逗笑、欢乐的性质；同时，他重悲剧、轻喜剧，认为悲剧是最崇高的艺术，喜剧则等而下之。亚氏的观点成为西方后世许多理论家、艺术家信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学术界关于荒诞的悲喜性质观点分歧的原因，是由于有些学者对喜剧、悲剧的美学特征的把握仍未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如认为喜剧的特点是单纯的笑，喜剧是低于历史尺度的东西等，仍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对喜剧的看法。 从喜剧心理学角度看，喜剧的审美心理不是一味地轻松愉快，而是由紧张到松弛。笑可以有轻松的笑、无可奈何的笑乃至撕心裂肺的笑，喜剧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复合的。让·保尔曾指出：“喜剧性接近这样一种有形的痒感，这种痒感作为一种滑稽可笑的双音和复义震颤于痛苦与喜悦之间。”⑤喜剧性笑所具有的紧张——松弛的模式，是由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的需要及其满足过程所决定的。人有需要就意味着他感到缺乏，当人产生需要时，肌体就会感到一种紧张，无论是人在遇到肉体的紧张或心理的紧张时，都有一种寻找解脱的欲求，希望从引起紧张的体内情境或体外情境中逃脱出来。“笑就是摆脱紧张，重归松弛状态的一种心理对策”。⑥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喜剧也是人类渴望摆脱制度与规范的束缚、解除紧张状态的方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于社会中，必然会受到种种社会制度、规范的限制和约束，人类的天性及种种需要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但是，人的内在生理、心理发展的需要，却又力求使这些本能表现出来。因而，被压抑的本能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紧张状态会要求以间接、曲折的方式得到满足，笑正是缓解内心紧张、使人感到松弛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笑是使人从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极佳方式。但笑的情感状态仍是复合的，伟大的喜剧所引发的笑往往并不纯粹使人感到愉快，而是交织着忧郁甚至悲哀的情绪。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伟大的喜剧往往都蕴涵着悲剧因素。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理都是举世公认的喜剧大师，但他们的著名喜剧作品如《威尼斯商人》、《伪君子》、《钦差大臣》等，都有鲜明的悲剧因素。他们的喜剧，大大加深了文学反映生活、描写人物的深度和力度，同时也改变了西方长期形成的对喜剧的偏见，对后世的喜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20世纪西方大量悲喜融合的喜剧的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在喜剧中融入悲剧因素这一传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荒诞喜剧，与传统喜剧相比，只是悲剧因素更为浓重了而已。 可见，喜剧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对生活中悲剧的理解与超越，能与悲剧产生相似的效果。正因为如此，20世纪著名喜剧理论家莫恰指出：“喜剧的确能以它特有的对生活的理解，它那奇妙的与悲剧的洞察力有同样力度的强烈情感呈现在我们面前。”⑦怀利·辛菲尔也说：“如果我们现在难以把喜剧与悲剧区分开来，那不是因为喜剧与悲剧相似，而是因为喜剧时常与悲剧的行动轨迹重合，而又不失其自主性。相反，喜剧凭借自己的资格，大胆地、不合逻辑地向一些传统中只属于悲剧的价值提出了挑战。”⑧ 二 喜剧与悲剧的主要区别在于喜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区别喜剧与悲剧，主要不是看其题材类型和表现对象有何特点。有些题材，既可处理为悲剧，也可进行喜剧性处理。黑格尔曾对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进行分析，可以证明悲剧与喜剧可以源自于同一题材的观点。《云》这部喜剧辛辣地嘲讽了苏格拉底主观辩证法在伦理上的消极因素。苏格拉底的善的道德原则存在片面性，使他在作道德的努力时惹出了与他的目的正好相反的东西，即道德的堕落，这就构成了动机与效果、本质与现象的矛盾，使苏格拉底成为喜剧人物。黑格尔对此剧予以肯定，认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做的是完全正确的”，并说：“这位以最诙谐、最辛辣的方式来嘲弄苏格拉底的诗人，他的一切都有非常深刻的理由，在他的诙谐内，是以深刻的严肃性为基础的”，他“绝对没有什么不公正，我们确实应当钦佩他的深刻，他认识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消极方面，并且用这样有力的笔触把它表达了出来”。⑨但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生活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民主衰颓时期，现存的伦理观念已经动摇，但还未完全丧失其合理性。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派的道德观比希腊传统伦理观念“更善良”、更进步，他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代表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又不得不触犯了尚有合理性的希腊传统道德，因而遭到毁灭，他是一个坚持真理、勇于追求新思想的悲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