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4)05-0063-05 朱光潜(1897-1986)与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是20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学大家。朱光潜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其早期的理论活动，并在6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杜夫海纳则迟至1953年才发表著名的《审美经验现象学》。虽然并无任何资料显示出二人之间有影响的痕迹，但其美学观点的相似性或相通性不容忽视，前辈学人早已指出朱光潜与杜夫海纳的美学多有共同之处：杜夫海纳的观点如美即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必须伴随审美态度而呈现，只在审美经验产生的同时才形成，都是朱光潜意象论、物乙论中的题中之意。[1]他们在美学观点上的共同之处直接影响到批评理论，如二人都将审美对象视为被知觉到的艺术作品，读者的阅读、批评家的批评成为主体——客体的意向性活动。这是两位美学大家相契合之处，然而他们在批评任务、批评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一、批评与培养趣味 朱光潜曾按批评家的自我定位，分列出四类批评：“司法式”批评、“舌人式”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和“创造的批评”，他自己认同的是“创造的批评”。在他看来，前三类批评分别把批评当做“判断”“诠解”和“欣赏”，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欣赏和批评分得很清楚，近代批评则试图打破这两者间的隔阂，主张“创造的批评”。[2]然而朱光潜站在诗歌传统(中国旧诗的传统、民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纵论各派新诗，将各家的优缺点一一道来，也颇有司法式批评宗师布瓦洛遗风；他在批评圣伯夫和泰纳的传记式批评(舌人式批评)的同时也有所保留，称其为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派，与之争锋相对的美学派则认为欣赏艺术无须知道作者的生平，因为那是历史研究而非文学研究。从了解、欣赏相互补充的角度出发，朱光潜认为两派都太偏褊：“只就欣赏说，作者的史迹是题外事；但就了解说，作者的史迹却非常重要……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只了解而不能欣赏，也是做到史学的功夫，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3]278。他对圣伯夫和泰纳的批评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一个作者时，我们不但要知道他的祖宗如何，他的时代和环境如何，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他自己的个性。”[3]405在早期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中举陶渊明研究为例，借“他山之石”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正是历史主义的以作者为研究中心的批评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第十三章陶渊明》中，他将这种设想变为了现实。在朱光潜看来，“印象主义”的批评是对“司法式”批评和“舌人式”批评的超越，因为印象主义批评家们看到了批评不可无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对作品的美感经验，这恰是一切批评的基础。欣赏注重的是“我”的情感和作品之间的交流，它没有任何成见，而是让“我”进入作品内部用全部心灵去体验作品的生命，这就要靠直觉的作用。 可见朱光潜并未将说明、解释作品的“外部研究”统统否定，而将其视为达到欣赏、评价的批评任务的一种辅助。他指出：“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得的趣味表现出来就是创造。”[4]趣味即一种审美情感和审美态度，读者的趣味与作者的趣味相互较量、产生共鸣，这就是朱光潜理想的批评模式，文艺批评即主体间(批评家和作者)美感经验的交流，“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5]此处对于批评任务的界定就是要在欣赏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评价，明确文艺作品中“纯正的趣味”与“低级趣味”之分，以审美的态度静观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发掘、培养趣味。 那么何种美学风格的作品在批评家朱光潜眼中可以培养趣味？从朱光潜广泛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范式”：不即不离、生新、以有限寓无限、严肃与幽默同一。以新颖的、突破古典美学范畴的意象传达出的意境往往能独树一帜，这就是诗的“生新”。朱光潜颇为欣赏戴望舒诗歌的单纯、清新之美，因为《望舒诗稿》所表现的是诗人自己和他领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单纯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平常的，狭小的，但是因为是作者的亲切的经验，却仍很清新爽目”[6]。这种新境界的获得是难能可贵的，诗人稍不注意就会滑向滥俗的一边，但戴望舒却能既不越过感官探求玄理，也丝毫不掩盖他质朴的“维特式”伤感，在华贵中带着质朴，开拓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生新境界。此外，诗也能达到以有限寓无限的胜境，朱光潜欣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无言之美”。他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1924)中说：“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7]也就是说诗人应有能力通过有限的言说激起欣赏者无限的美感和印象，这是欣赏者通过审美能力的发挥所得，与被动接受诗人尽量流露的情感所得的美感和印象相比，更加深刻和真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必然是一个开放的意义整体，欣赏者可以深者见深、潜者见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发掘出新的解释。在朱光潜看来，新诗远远未达到这个标准，只有如李义山的《锦瑟》、白居易的《忆江南》之类的作品才能以有限寓无限，唤起读者诸多方面的联想。最后，朱光潜又指出：“诗是严肃与幽默两相反者的同一。它的胜境有如狂风雨后的蔚蓝的天空，肃穆而和悦，凛然不可犯而亦蔼然可亲。”[3]悲剧和喜剧的差别在他看来是一种村俗的差别，经典剧作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往往相互映衬，造成强烈的审美冲击。悲剧中的人物常在极为沉痛、严肃的情境中说出几句幽默的自嘲之语。如哈姆雷特问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来意，朋友回答说来参加先王的葬礼，哈姆雷特却加以否定，说对方是来参加他母亲的婚礼。朱光潜认为，这看似无稽的调侃之语显得极为沉痛，完美地体现了哈姆雷特的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