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必然要影响社会公众，它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价值选择。近年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中有种倾向值得人们加以关注。有人完全否定建国初十七年的文学，认为那时的文学只有“负面的价值”，它宣传的思想是“乌托邦”，并且使人“变得愚蠢”云云。对于一代文学作这样的整体性否定评价，无异于重新制造一个“空白论”。这决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实际反映有些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重大的可商榷的转换。 文学评论的价值取向所以不同，关键在于各人所持的标准有异。 在文学评论的标准方面，过去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认为应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新时期胡乔木同志认为应当以思想标准来取代政治标准，因为政治标准只是思想标准的一种，实际上它还涵盖道德、法律、哲学等标准。当然也有人提出用真善美的标准来取代政治与艺术标准。但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之有标准尺度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集团都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曾指出，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批评标准。实际上不同民族的文艺批评标准也会有差异。每个人的批评标准后面都耸立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历史观、美学观、哲学观等等。不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存在不同和差异，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异中又寓有同。人类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恐怕也有评论标准的普遍性认同的方面。毛泽东同志说“食之于味，有同嗜焉。”这就是承认审美标准也有普遍性的一面。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的固有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文学艺术是人的创造物，是现实生活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反映，也是人按照美的规律的一种塑造。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一切人造的第二自然界、包括文学艺术中都得到显明的表现。文学艺术在人的意识创造中逐步被分离出来和获得独立，就由于它是美的创造物，具有鲜明的美感特征和审美功用。因而，文艺批评有审美的标准（或艺术性的标准）自属理所当然。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称自己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作品的。这里，恩格斯把美学标准摆在首位，正说明他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早就认识到，对现实的真切的模仿能产生美感。后人更指出，美不但与真有关，还与善有关。至于形式的对称，色彩的和谐，结构的完整，也是前人所一再指出的构成美的因素。这些方面都逐渐形成人类普遍的审美标准。但审美标准之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也为马克思之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揭橥。我国绘画对于女人的审美标准就有“唐肥宋瘦”的时代变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一书中也指出，俄罗斯贵族认为女人的手以苍白、纤嫩为美，而下层劳动人民则认为以粗壮、红润为美。这反映的正是审美标准的阶级差别。至于审美标准的民族性在今天世界各民族服装的设计上便很显然。毛泽东曾要求我国的文学艺术应该充分注意到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指的也正涉及审美标准的民族性。 对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学，今天我们重新作历史的审视与评价，无疑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它作具体的分析，既看到它超越于前人的成绩，也不忽视它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而不应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新中国初的十七年文学当然有它的弱点和不足。但任何时代的文学成就都是由那时的优秀作品作为标志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成立，带来历史的伟大转折。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新成长的敏锐作家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先进的世界观透视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点燃创作的激情，回顾革命的历史，描绘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和工农兵形象，建构了我国二十世纪文学的颂歌和战歌时代。像郭小川、贺敬之、李瑛、公刘、邵燕祥等人的诗歌，像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小说，像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和《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戏剧，还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众多散文和报告文学，都不但深刻地反映了所写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表现了昂扬奋发、不屈不挠地为人民革命事业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为读者树立起一大批青铜般的崇高英雄的群像。这些文学作品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扎入现实生活的历史土壤，而又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去照亮壮美的生活和人物，从而给广大读者以精神境界的鼓舞和升华，召唤人们去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而且在艺术上创造了明朗、豪迈而奔放的风格，语言和形式运用方面也克服了以往过于欧化的弊病，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应当说，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是引导人们精神向上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文学，是反映人民真正成为历史创造主体的文学。这样的文学精神肇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的人民根据地文学，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全部征程中。实际上，建国初十七年文学在艺术的审美创造上承继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的积极成就，于思想方面凝结的正是百多年来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描绘的也正是百多年来我国文学最广阔最宏伟也最壮丽的历史图画。至于十七年文学像任何时代一样都有平庸的作品，以及由于当时左的错误的影响而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对此固然不应加以肯定，但那毕竟不能代表整个十七年文学，尤其不能代表那个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十七年文学还存在从属于政治的弊病，但文学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从属于错误的政治的文学作品固然应该否定。但十七年的政治并非都是错误。在争取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尽管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干扰，正如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这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仍然取得巨大的成绩，因而，对于反映和歌颂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学作品，也仍然需要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否定。要看到十七年政治的核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是不能否定的。不然，岂不是今天我们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否定吗？何况，即使那些全部或部分地歌颂了错误的政治的作品，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有的作品在艺术创造方面，超越于前人，对文学的艺术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那也不能全盘否定。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品。作家在作品中如果生动地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即使政治倾向有错误，也不能就简单地一笔抹煞。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分析，在指出他们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方面的错误与局限的同时，又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他们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伟大成就，这难道不是为我们做出这种有分析的科学评价的典范吗！
